南学会：空间、结构、功能及影响——读《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
闾小波
2007-05-18 14:39:45
【主持人语】 庚款留美生任鸿隽先生于1914年6月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长文《建立学界论》，哀叹道：“耗矣哀哉，吾中国之无学界也。”在1914年前，中国并非没有类似学界的机构，如书院、翰林院、同文馆、时务学堂等等。然而，这些机构不仅缺乏独立研究之自由，机构间缺乏交流，难以形成使学问日进之“智力自由竞争”环境，且不能“对一特殊问题，就一专门科学，发一论，建一议”，以至虽有翰林进士无数，当国有大故之时，却有举国无才之窘。“盖学者”，任氏在续论《建立学界再论》中写道，“一以求真，一以致用。吾国隆古之学，致用既有所不周，求真复茫昧而未有见。”
任氏虽以科学领域言之，然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学界”，依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之术语，即学术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于修道院、大学、学会、学刊等机构的人员为了求真和致用而进行的彼此的学术交流以及共同学术准则的确立。
就此意义而言，迟至晚清和民初，中国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异于此前通过举业而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即学者－官僚阶层）和初步形态的学术“公共领域”，其标志是现代学堂之创立、学社之形成以及学术报刊的出版。
[/font=楷体_GB2312]《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李剑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font]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运动（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改朝不改制）肇始于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其后的大半个世纪各种社会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中国现代意义上学会组织（有别于传统的诗文唱和社群）亦诞生于甲午以后，学会组织兼有学术机构之形，但缺少学术独立之神，通常是政治化有余而学术化不足，或以政治化挂帅。学会或类似的学术机构不得不承载政治运动之重。19世纪末的南学会之于湖南维新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起始的样本。
湘籍史学家李剑农将康有为发动政治运动的“进行方法”概括为两点：“一是设法抓住皇帝，作他的傀儡”；“二是向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含有造党的意味）”。康有为知道，“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一切权力都在皇帝手里，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实际上皇帝一人没有运用这种权力的能力；因为可以向皇帝上奏说话的人太多了，皇帝实在不容易应付；要实行变法，非在士大夫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不可。”[1]
康氏宣传主义的方法是倡立学会，开办报馆。用其弟子梁启超的话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康氏倡立或参与的学会有桂学会、强学会等。受其影响，李剑农认为“各省中感受这种维新运动最著的要算湖南”。湖南之所以“最著”，实得益于受上层支持的三个重要学术机构：《湘学报》、时务学堂与南学会。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亦认为：“湖南新机勃发不可遏，则南学会之以也。”[2]现代学术机构与现代政治运动之亲缘关系实自始初成。
现代学术机构或学会的议论又有别于传统士大夫的“清议”。清议虽难免有过激之辞，甚至反皇上，但对现存的皇权制度与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并不排拒。清议者往往只图一吐为快，大都不求向社会流布其思想。晚清上层的清流与浊流亦然，他们主要忙于勾心斗角。而介入现代政治运动的学术机构的议论，其内容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和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且凭借大众媒体或组织传播的方式来宣传其主张，欲求受传者的最大化。政治性的结党结社在清季仍为禁区，新式的学会组织则成了传统学社与现代政党之间的过渡社团。
京师是康梁施展“进行方法”的第一站。康认为“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3]。梁启超得康氏“进行方法”之真传，是其“方法”的践行者和得力的布道者。他致严复函中说：“今日中国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毋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4]其颠覆性的企图跃然于字里行间。
1895年梁氏随师在京筹办强学会、《万国公报》，并在上层作政治公关。康梁所为在社会上层初见成效，借助学会、报馆等中介，使康氏的变法论在京师权贵中间出现了一批受传者和传播者，同时也催生了一批反对者。京官的结构由散漫与无组织向两极化方向发展，官绅间的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在缩短，观念的流动在加速，政治气息也越来越浓。结果，康氏所为遭遇敌对势力的强烈反弹，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被封，康氏等离京避风。
京师强学会事件牵一发而动全身。“京师开强学会，上海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但传统国家远不及现代民族国家，中央与地方从来都不是无缝隙的，尤其是在非常时期。不同的地缘往往会彰显出各自的个性。京师、上海、湖南等地均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京师试水，有教训，亦有经验。会学及报馆之功效已显现无遗，择地扩大战果乃当务之急。上海系是维新派人士试水的下一站。开埠早、万国交汇，而又远离政治中心的上海，是天朝地缘政治中的另类。梁启超于1896年初抵沪后，官绅一聚议，《时务报》横空出世，成了其后二年维新派营造变法舆论、聚合维新力量、延展政治触角的重镇！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梁启超在《时务报》公开向读者教唆其“进行方法”，号召全国的士绅广立学会，创办报馆，鼓吹新知与新政。其《论学会》一文娓娓道来，张弛有度，撩人心魂。其立论看似对朝廷赤胆忠心，其实是打着社会学（群学）、人才学的幌子，谋图政治运动的展开。文尾一句道出真实意图：“一木只柱，无所砥于横流；佩玉鸣琚，非所救于急难。”[5]
华洋交错的上海固然有当时中国最大的言论空间，但绝非政治革新的试验场。对维新派而言，上海当然也不是终点站，下一步棋落何处？武昌，有被维新派引为同道、也是最为强势的总督张之洞。1895年张氏在南京暂署两江总督时支持过京师强学会，且拨款五千金，同年10月康有为在南京期间逗留二十余日，与张氏“隔日一谈，每至深夜”[6]，康有为说服张之洞支持在上海设立强学会，还应允为《上海强学会序》的署名人。1896年《时务报》创办后，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号令全省（湖北）官销该报；又致函梁氏：“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7]。次年1月，梁氏自穗回沪，途经武昌，张之洞竟然准备开中门及暖阁鸣炮迎接这位年仅23岁的秀才！张氏欲以高薪留其任事，而梁氏以沪上事繁而离不开婉拒。在梁氏看来，张之洞恐有沽名钓誉之谋。此外，广州毗邻港澳，又是维新派之发祥地，进退自如，有地利之优；江宁（南京），两江总督刘坤一亦曾列名支持过京师强学会，同情维新人士，但六朝古都，暮色浓，朝气乏。以上三地均未成为维新派的首选之地。维新派决定下一步剑指长沙！
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的湖南自湘军崛起后，民气更加强悍。19世纪末“湘学之名随湘军大振”。湘军靠的是“讲学之儒”。三湘四水，既不缺少军事人才，儒学大师亦多，且具“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8]，但现代工业起步晚，规模小，社会风气向为守旧，且仇教排外。与沿海省份相比，可谓传统有余，而现代性不足。湘抚陈宝箴对此有深切的体认，他在《奏设时务武备学堂折》中说：中兴“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气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9]。然而，梁氏正是从湖南的士气与人气看到了新政的希望。早在1896年初他离京之前，在考虑去向时就在上海与长沙之间作取舍。他致书在上海的汪康年，在表达对京师活动受挫的失望之情后说：“兄在沪，能创报馆堪喜，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不能成也。若能成之，弟当唯命所适。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宝箴）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若报馆不能，弟拟就之。”[10]不久，再次致书汪氏：“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11]《时务报》大获成功，不仅为维新思想流布起了关键作用，且为梁赢得权势，唯此香帅才恭谦地称他为“卓老”。梁启超何以拒张而不拒陈？湘省的优势首先在于已形成了一个以陈宝箴为首的致力推进改革的领导集体。江标任学政，黄遵宪应邀入湘任按察使，谭嗣同亦归乡助阵，康梁等与他们均有良好的交谊。1897年4月唐才常创办了《湘学新报》，“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争自濯磨，以明教养，以图富强，以存遗种”。湖南也是最早回应《时务报》号召办报馆的内地省份之一（《时务报》在湘的销售量仅次于江苏与湖北），继而又积极谋划开办湖南时务学堂。湖南“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正由将来时变为现在时。“湘人风气果开，自《湘学》出，读者咸仰湘才若在天上矣。”[12]维新派以湖南为试验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名震朝野的梁启超决定亲赴长沙，以推动学术机构与政治运动的结合，践行康氏政治运动的“进行方法”。
维新时期涌现的学会、学堂及报馆，从其讨论的内容来判断，均以研讨时政与传播新知为主，报馆的学术导向重于市场导向，皆近似于现代学术机构。若从国家与社会二分角度审之，湘省的这三个机构尽管是官督绅办，大体上还是作为社会或地方一级的代表，冀希整合社会的力量，敦促中央王朝推行变革。
此间各地风起云涌的新式学术机构其名称大多以地名冠之，或以学科（如蒙学、算学等）命名，湖南的报馆与学堂亦然。然而，次年1月成立的“南学会”不以湘学会为名，显然与其所处的空间不符。这要循着湖南新政的节拍去探寻。湖南的三个新式学术机构，从其成立的时间看，依次为《湘学新报》（1897年4月，半年后改为《湘学报》）、湖南时务学堂（1897年10月）和南学会（1898年1月）。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湘人新政的气象渐浓，其政治抱负在明显放大，政治救世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
《湘学新报》由湖南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任督办，唐才常、李钧鼐等为主要撰稿人。《湘学新报》第一期就申明该报以“讲求实学”、开民智为宗旨。“盖学术为政治之本，学术明斯人才出”，故“不谈朝政，不议家常”，不刊“建议变法之文”，“公羊改制之说未免过激，为本报所不取”。该报除报首登载谕旨及有关新学的章奏外，所刊的内容共分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该报初期的特点是区域性和学术性，官办色彩较重，承载着与其相称的政治功能。
半年后成立的湖南时务学堂则初显其救世主义的端倪，其空间与功能均在放大。《湖南时务学堂缘起》称日本近世革新皆由地方上的“尊王攘夷党人”为之倡。此间湖南新派人士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理解多受黄遵宪的影响。黄氏出使过日、英、美，著有《日本国志》，是年7月到长沙就职，是湖南官场中最具世界眼光的人。其《日本杂事诗》的修订本在长沙刊行，是年9月新到任的学政徐仁铸为该书题写书名。黄遵宪对明治维新的解释，特别是称赞尊王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吸引了湖南的年轻人。他们誓言要使湖南成为中国的萨摩和长州，这两个地方在明治维新时期产生了一些杰出的领袖。唐才常说：“若夫我与日本，国同洲，书同文；其痛疾外人连构奇殃，统绪垂绝，又与我同病。全恃二三侠士仁人，出死力，排众议，以成今日维新之始。”[13]他觉得湖南人的气质与日本志士相似。故《缘起》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14]
湖南人的觉醒，并未朝着湖南“门罗主义”的方向发展，湖南的大门是敞开的。湘抚任命熊希龄为提调（即校长），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江苏人）为西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均为康门弟子，广东人）、唐才常等为中文分教习。一时间，维新志士云集湖南。弃官返湘的谭嗣同积极参与了时务学堂的筹建工作，其撰写的悬垂于时务学堂内的“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的楹联亦反映出湘人心理空间的放大与政治抱负之远大。时务学堂虽然也是官督绅办，但言论空间较此前的《湘学报》明显放大了不少。
是年11月，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震动全国。经由甲午割地、丧师、赔款，朝纲不振，中央权威流失。自德占胶州湾，“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欲保湖南之独立，“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会也”。[15]一个“南”字，突显了湘人的政治救世主义，不仅要保湖南独立，且要保南部中国，继而光复全中国。以“南”字命名与梁启超关系甚大。他积极游说陈宝箴，勇于“以一省荷天下之重”：“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非存自立之心，不足以善其后者。盖以治一省与立一国，其规模条理，一切绝异（本无所谓异也，西人各行省之自治，其规模条理，皆与一国同。惟今日中国之省，则大异耳）。以今日寻常名封疆之行径施之，虽苦心孤诣，而于捍他日之大难，则犹未足也。以一省荷天下之重，以一省当万国之冲，则将以民与人相见，以学与人相见，所以练其与其学者，固非寻常之力所能济。自昔日本至幸也，独惜我中国数十年以来累受挫辱，而封疆之中曾无一人思效萨（摩）、长（州）二氏之所以为者。”[16]
取名南学会还有湘粤联合之意。学会筹办之际，适逢粤汉铁路筹建之时，湘人力争该路入湘，加之当时不少广东籍维新派人士在长沙办理新政。南学会的倡办人之一谭嗣同认为：“倡为南学会，益以缔固湘粤之气”。“使铁路及成，又申之以学会，则两省瓜分之祸吾知免矣。”[17]素有新政意向的陈宝箴于次年1月发出牌示，同意立会，下令腾出巡抚部院内的孝廉堂为会所。
南学会的组织结构与同期的学会也有明显的区别。其制度设计者是梁启超。他在对陈抚的上书中对南学会作了这样规划：“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励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18]黄遵宪、谭嗣同等对此均表示支持。南学会若照此运作，势必成了地方议会的试验场和议员的培训中心。
《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南学会总会章程二十八条》、《南学会入会章程十二条》和《南学会藏书处章程二十四条》为该会的宪章。学会的宗旨较为含蓄，只是称“本学会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凡旧日所有拘墟之习，骑墙之见，入此会者，务宜屏除”。然而，南学会的组织结构的确反映了梁启超的意图。主会者陈宝箴延聘今文经学家皮锡瑞为南学会学长。由陈宝箴选派本地绅士10人为会长（相当于理事），再由这10人各举所知，汲引会友，每个州县有会友3~10人。会友分为三种：一是“议事会友”，“现以创议诸人为之，俟规模大定，再于诸会权中随时公举”，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充任。“凡会中事务章程均由议事会友议定，交会中坐办人承办”，是为学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二是“讲论会友”，“公举学问深邃，长于辩说者，请其讲论，讲期每月四次”。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讲论会友“定期集讲，随时问难”。三是“通讯会友”，这是外地士绅向南学会函讯新政、新学，南学会负责“远道寄函，随时酬答”。
会员平等是南学会的又一鲜明特色。“本学会无论官绅士庶，既登会籍，俱作为会友，一切平等，略贵贱之分。”“本会为官绅公有之权，各大宪躬莅开讲，用平等之仪，示合群之旨，以为之倡，各属分会，官绅合办，皆宜深知此意。”
从层级来看，南学会还统领全省各地的学会。“南学会为湘省开办学会之起点，应以本学会为通省学会之总会，其各府厅州县续立之学会皆为分会。”目的是“寓零于整，化涣为萃，为振兴政学之权舆”。“俟兴学渐广后，由本会派人巡行各处，考察教法，是否有益，诱掖奖励。”但下级学会亦有一定的自主权。“本会但欲将一切规制及兴利除弊诸事，讲求尽美尽善，以期教益均沾，非欲干预各地方兴学之权。”
南学会的主要活动是讲学答疑。自2月21日至6月18日，共讲学13场，演讲者达四十余人次。首讲到会者三百余人，由陈宝箴、黄遵宪、皮锡瑞、谭嗣同等开讲。从实际运作来看，并未达到“兼具地方议院规模”，其议政功能也不明显，但章程的确为其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各会友于地方风俗利病、兵马钱粮、厘金矿务、法律刑狱等事，如有查考确凿，有裨治理者，许达本会，转咨课吏馆长衡定，禀请抚宪，核夺施行。”
从南学会的规制来看，这一貌似以讲学为主的学术机构，确有强烈的兴绅权之图，欲将传统的绅士塑造成现代政治人，继而伸张民权，激发民气，强省保国，使湘省成为中国的萨摩与长州。梁启超对这一政治逻辑作了清楚的表白：“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19]这才是南学会真正的旨趣与功能定位。
然而，清末的政治生态，中央之于地方仍有较强的约束力。戊戌政变，新政俱废，新派官绅被革职问罪，南学会等随即终止活动。南学会虽如流星，但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与其仅存在了四个月的时间极不相称。
首先，政治救世主义随南学会的成立而日渐弥漫。塔尔蒙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从18世纪法国的政治救世主义思潮中剥离出极权主义民主的萌芽，通过对18世纪三个历史阶段（基本原则的萌芽期、原则被雅各宾党运用的实践期和升华为巴贝夫主义时期）来考察这一极权主义的政治理念是如何演变成社会实践的。救世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的、人民主权的社会，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罪恶，谋求对社会政治结构及文化的再造，笃信“有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的、并具有十全十美的计划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得人们无法抵抗这种统治或控制，并且让他们永远只可能奔向那理想的终点”[20]。这就是雅各宾党人赋予自己的使命。
中国的政治救世主义与法国不同，是因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和中央积弱不振而催生的。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虽然可视为救亡运动，但并非典型的政治救世主义。洋务派谋求的是增强国力，抵御外侮。洋务求变的是末，而时务求变的是本；洋务讲求的是器物，而时务讲求的是政学。甲午之战，在朝鲜战场上，淮军溃败后，湘军旧将刘坤一督三万湘军东征。自以为湘军不仅有“精枪快炮”，更有“湖湘子弟，忠义奋发”的勇气，结果一触即溃，与日议和的进程随之加速。这与当年“湖湘弟子满天山”的场景形成强烈的反差！湘人的心理由自傲转为负罪。“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21]而先辈的辉煌与湘江人强悍的性格催生了湘人匹夫之责。“昔道咸之乱，惟我湘士翼戴王室，厥功最高，天下称之。自今以往，其祸害益烈，其待才益急，其戡定益难，惟我湘士，其宁能自弃焉！”反之，“上无以宣圣天子作育之化，中无以答贤有司宏奖之雅，下无以塞薄海豪杰敬畏想望之心”[22]。湘人的政治救世主义由此生成并外溢。进入20世纪，此种政治救世主义信者日众，其主旋律亦逐渐由民族主义上升为构建“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最终与西方政治救世主义可谓殊途同归。中国近代政治救世主义由康有为导其端，湖南萌其芽，而南学会可谓其始祖，最初的主体则是云集于湘省的青年绅士。
其次，与政治救世主义相伴的激进主义与英雄主义应运而生。梁启超于1897年冬赴湘之前，“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23]。激进主义的言论在时务学堂及南学会的机关报《湘报》（1898年3月7日创办，日报）上不时出现。如樊锥（邵阳南学分会会长）有“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24]；易鼐则狂言“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25]。“悉从泰西”，与其说是现代性的表征，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宣泄。他们与后来的陈序经和胡适等人“全盘西化论”者不可同日而语。湘省的激进改革虽然刚刚展开即流产，但激进主义却因戊戌政变而进一步升级。正是在政治救世主义心理的浸润下，六君子之“魁杰”谭嗣同才会有慷慨就捕之举，并发出惊世豪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稍后，17岁的邹容写出惊天之作《革命军》、湘籍英才陈天华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殉也在其情理之中。而同期“旷代异才”杨度效法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而写的《少年湖南歌》，也明显传承了南学会及湘绅的救世主义与激进主义：“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26]
第三，地方越来越疏离中央。湘人独立自保，在今人看来是自不量力的政治游戏，甚至可以斥之为分裂国家，另立政府。湘人虽自保未果，但越来越多的人步入了独立自保的不归之途。与谭氏有“刎颈交”的唐才常素有救世之志与乐死不辞之气概。他借庚子义和团之机，在沪秘密成立中国议会，谋划武力勤王的自立军起义，宣称“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自立军的中坚人物多为时务学堂学生，结果在“戊戌六君子”后，武昌添“庚子七烈士”。十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十余省份接踵“独立”，遂致清廷倾覆。在20年代初的地方自治风潮中，湖南率先喊出“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从1920年6月到10月，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号召“湘人自治”，实行“湖南门罗主义”，建立“湖南共和国”。10月5日、6日，长沙《大公报》发表由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三人提出有377人签名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1921年12月11日经“全民公决”通过了由李剑农等13位名流起草的《湖南省宪法》。其后数省效仿，并颁布省宪，个中不难发现南学会的影子。
肩负救世使命的学术机构注定会解体。南学会植根的土壤是国家积弱不振，民族危机深重和紧张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种紧张关系同样反映到学术机构内部，最终导致此类学术机构如昙花一现。可以推论，即便没有戊戌政变，南学会恐怕也难长存下来，因为湖南城乡绅士两极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当时务学堂内及《湘报》上的言论日趋激进时，省城的守旧官绅即发起反攻，甚至扬言要杀谭嗣同。谭嗣同、唐才常等则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的品格：“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一横一纵，交触其机括。”[27]外地亦然，如邵阳士民围攻该府南学会分会会长樊锥，发表《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驳南学分会章程条议》等，斥其“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28]。学术机构的政治化越强，寿命可能越短，这在五四时期也表现得相当突出。
学术讲究宽容、开放与自由；政治则需要信仰、认同，甚至献身。这势必导致学术机构的分裂。近代中国，虽不乏“在学言学”、以学问为目的的倡导者，但此类学术机构实在是凤毛麟角。因为彼时，以中国之大，却放不下一张书桌。
参考文献：
[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60-161。
[2][8]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0，3。
[3][6]《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132，135。
[4][10][2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77，53，87-88。
[5]《时务报》，第10册，1896-11-5。
[7][11]《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72，1834。
[9]陈宝箴，《抚院奏设时务武备学堂折》，《湘报》第25号，1898-4-4。
[12][17][27]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472，445，478。
[13]唐才常，《论热力上》，《湘报》第6号，1898-3-12。
[14][22]《湖南时务学堂缘起》，《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429，429。
[1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一），神州国光社，1953：301。
[16][18][19]《上陈宝箴书》，《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533-535，555，551-553。
[20][以]J.F.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2。
[21]杨子玉，《工程致富演义》，《湘报》第94号，1898-6-25。
[24]樊锥，《开诚篇三》，《湘报》第24号，1898-4-2。
[25]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第20号，1898-3-29。
[26]《新民丛报》，第38、39合刊号，1903-10-4。
[28]方行编，《樊锥集》，中华书局，19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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