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空权》与新军事革命──读杜黑《制空权》
何奇松
2007-05-18 11:32:40
《制空权》，朱里奥·杜黑著，曹毅风、华人杰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一谈起杜黑及其《制空权》，人们不得不为杜黑在看到“草地上蹦蹦跳跳了几下”的最初飞机时就提出制空权理论的敏锐意识和独到见解而折服。空军百年的发展和空中力量的运用，杜黑的作用怎么说都不为过，而我们要求建立强大的空军，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在推进中国新军事革命的今天，人们总是把他抬出来作为典范，号召军事理论界学习他那百折不挠、坚持真理、勇于探索、不为旧思想所禁锢的创新精神，进行军事理论创新，更好地促进中国的新军事变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位伟人的价值似乎并没有被发掘出来。在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革命的当前，结合晚清以来中国军事变革的事实以及我们现在提倡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的谋划来重读《制空权》，会发现《制空权》早在近百年前就为我们提出了发展方向。
一、军事革命源于技术革命
军事革命的原动力来自技术革命（包括军事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又进一步完善军事革命。离开技术革命，军事革命就成为无源之水。杜黑在《制空权》中明白告诉了世人这一道理。他多次阐述飞机的动力、升限、速度、防护装甲和作战半径对轰炸机、驱逐机和轰炸战斗机等的作战性能、作战效果的影响，从而决定如何编组各种飞机以使飞机的整体作战功能达到最佳效果。在第二部《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的第二章中，他论述了潜艇的出现，颠覆了主张以水面舰只夺取制海权的军事观念的金科玉律，使得夺取制海权的手段多样化。历史反复证明，军事革命的发生和完善离不开技术革命。在现今推进我国军事变革的时期，我们过分强调理论创新，往往忽视技术创新。事实上，我们不仅需要军事理论的创新，而且也需要进行技术革命，大力发展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
就军事理论创新而言，中国并不亚于西方。即便军事革命的新理论出自西方，中国也会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努力推进中国的军事变革。自近代以来，中国在推进军事变革中所遇到的一个主要瓶颈，是缺乏技术。在经历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陆权主义受到西方海权主义的强有力挑战，清王朝痛定思痛，决定进行军事革命，发展海军。经过洋务派的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建立了三支海军，但装备主要购自德、英两国。在技术方面，通过多年发展，只建立了一家从事船舶修造的企业——马尾船政局，因此，海军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注定清王朝发展海军的动力不足，致使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几乎全军覆没。之后，中国又重新退回到陆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军事变革又倒退了一步。
上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杜黑、美国的米切尔提出了“制空权”理论，英国的富勒、利德尔·哈特、法国的埃蒂安纳和戴高乐等人相继提出了“机械化战争”的理论，并预言下一场战争的样式将是空地协同的机械化战争。当时的中国对这些军事变革新思潮迅速作出反应，在军事变革方面甚至比这些人所在国反应更快。1913年春，袁世凯采纳军事顾问白理苏的建议，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为建设空军培养人才。这比1916年日本开办的第一所民间飞行学校早三年，比1919年日本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军事航空学校——所泽陆军航空学校早了将近六年。军阀混战期间，唐继尧创办云南航空学校，四川刘湘、刘文辉、东北张作霖、广西李宗仁等政治军事集团为问鼎中原而建立起空军，1925年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苏联帮助下也建立了空军。1914年，中国正式定编了直属海军部的海军陆战队。1918年，当时的中国海军部在福州创办海军飞潜学校，为建立海军航空兵和潜艇兵这两个新兵种选育人才。20年代初期，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就详细介绍过西方的机械化战争思想。
但中国缺乏应有的技术和工业体系，无力为这些新式军队提供技术支持和装备。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从1919到1929年，禁止向中国出售包括飞机、火炮甚至步枪在内的绝大多数军事装备，只有手枪例外，以至上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各路军阀力量的手枪部队畸形膨胀。另一方面，中国缺乏技术和工业，根本没有能力制造飞机、坦克等武器装备。这导致中国军队不能正常发育成长。
本国无力制造武器装备，从国外市场上又买不到，使得具有前瞻思想的军事理论家谈论的军事变革在中国成为“纸上谈兵”。各派军事集团虽然通过各种渠道弄到零星装备，试验新军事革命，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内战的胜利。各派军事集团相互斗争，不仅消耗了进行军事变革可以利用的些许技术装备，而且严重阻碍了为军事革命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撑的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所积蓄的近代化国防力量几乎消耗殆尽，中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水准基本上还处于欧洲1918年左右的水准”。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尤其是重型武器装备）的军工体系支撑，只拥有少量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的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溃败。
新中国成立后，引领军事革命的技术及其工业逐渐得以改观。新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投身由原子能技术引起的军事革命的洪流之中，先后成功研制了原子弹、导弹等武器装备。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拥有了设计并生产飞机、坦克、军舰、原子武器等重型装备的技术，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军工体系和科研体系，但横向比较，我们的技术尤其是海空军技术比较落后，海空军发展遇到“技术瓶颈”。我们的军事理论界提出的新军事理论，由于军队缺乏应有的军事装备，还无法依靠军队的演练来验证其有效性并加以改进。杜黑告诉我们，至于空战队应是什么样，“只有实际经验才能向我们提供足够的资料来确定空战队适当组织的具体细节，即，飞机数、队形和战术”，因为“军事学说从来不是根据原则而是根据事实来的”。
现在有人主张用购买武器的方式来推进中国军事变革，这种想法并不可行。军火贸易只能解决“有”与“无”的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带来国防技术的质的进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国防技术关系到国家安全，是十分重要和敏感的领域，一些尖端国防科技，我们是买不来的，幻想通过从国外进口来实现军事革命是根本不现实的。依靠别人是不能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的，是永远建设不了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另外，进口外国技术、武器也给本国安全造成一定的隐患。从外国进口武器，制造国当然知道其武器装备的“命门”，万一与我们交恶，它或许把其武器装备的关键参数告知我们的对手，使这些洋武器失去效能。这不是空穴来风。法国1998年向英美军队提供了伊拉克法制防空武器系统的关键参数，英美军队专打伊拉克防空部队的“死穴”，伊拉克防空出现漏洞，英美军队如入无人之境。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经由“以市场换技术”来进行我们的军事革命。这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转移到国内的外国技术，要么是外国淘汰的技术，要么是二、三流技术，外国最先进、最尖端的技术没有转移到国内，即使外国把最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我们也不一定学得到。因为现代武器越来越复杂，是系统的集成，仿制生产几乎不可能。
这两种想法远远落后于杜黑在《制空权》一书中所提出的思想。那时，杜黑就主张意大利要发展民用航空技术来促进军用航空的发展，用技术来促进军事革命，提出要想保卫意大利领土、殖民地等国家利益，就要用先进技术引领军事革命，组建强大的独立空军。他具体论述了提高飞机性能对于未来空军将产生重大影响，正确预言到飞机的“进攻能力不断增强，我们不能不想到不久的将来日本可能会从空中进攻美国”。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他的预言成为现实。
幸运的是，目前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军事技术是制约我们进行新军事革命的因素。2004年底发表的《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以整整一章（第三章）的篇幅，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进行了阐述。白皮书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压缩军队规模的同时，加快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加强海、空军和第二炮兵建设，推进信息化建设。”在坚持“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理论的同时，已经越来越重视武器装备和先进军事科技在战争中的作用。
任何时候，都要把发展国防技术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特别是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国防科技项目更要自主研发。掌握关键性的技术和武器装备系统，我们的军事革命就有了基础，我们的安全和发展才有可靠的保障。“强国梦”的基点永远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使国产的武器装备性能差一些，但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积累经验，最后肯定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技术上妄自菲薄是实现不了军事革命和“强国梦”的。
二、寓军于民、军民一体化的国防工业政策
杜黑在论述军事技术促进军事变革和完善军事变革的同时，也谈到了军用与民用航空之间的关系，认为发展民用航空对于军用航空有着巨大的潜在和实际价值。他认为通过适当的改造，民用航空可以迅速转化为军用，可以为军用航空节省许多经费。他主张“组织一支在需要时能够立即改造为强大的军用航空的强大的民用航空，而使前者在和平时期缩减为一个用于训练和指挥的架子部队”，呼吁意大利应当加快和尽力做到“组建一支在国家需要时能改为强大的军用空中力量的民航”，因为“即使不考虑其他，事实上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富裕到能保持一支随时可以出动的充分的军事航空力量。一切国家不论贫富，都不得不需要将它的民用航空力量用于军事目的”。实际上，他提出了寓军于民、军民一体化的国防工业政策，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西方著名军事理论家的高明之处。其他西方军事理论家基本上是就军事论军事，如克劳塞维茨从军事哲学的观点出发，专门论述攻防等问题，利德尔·哈特从研究历史上的战争史提出“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等等。可以与杜黑这一观点相比的是马汉的思想。不过，马汉只是提出发展强大的商船队作为海军的辅助，仅仅把商船队看成是海军的辅助力量，却没有从战略高度来论述海军与商船队之间的相互补充作用，以商船技术促进海军技术发展的重大意义。
甚至可以说，杜黑最早提出了寓军于民、军民一体化的国防政策。对于如何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明确提出“国家应将大笔国防经费用于进一步发展和平时期的民用航空”。一个国家既要维持一个单独的民用工业，又要维持一个单独的国防工业，民用工业与军用工业单独自成体系，长久下去国家财力肯定吃不消。杜黑在近一个世纪前告诫世人，“军事家必须了解国家的经济潜力有多大……国家必须先生活，而后武装。否则那就等于把死人塞进一套重盔甲里一样，即使盔甲是用最坚硬的钢做成的，对那个人也无济于事”。他主张大力发展民用航空以此促进军用航空的发展，“它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在一个重大工业部门大显身手。它构成了政治力量、国家财富、军事安全的一种手段。”
杜黑在《制空权》中只是笼统地考虑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没给出具体的策略。经过长期实践，美国基本上找到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方法就是寓军于民、军民一体化，国防建设始终贯彻产学研相结合的方针，形成防务—科学—工业联盟的布局，把国防技术转化为民用，促进经济发展。用寓军于民、军民一体化的政策来节省国防费用，达到既节省负担又能推进军事革命与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在新一轮的新军事变革中，美国越来越重视国防建设的经济承受力。同时由于现代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上广泛应用，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互通性不断增强，军民两用技术相互转化更加容易，军民两种资源互用成为一大趋势。为适应这种需求，美国率先提出“重新设计国防”的口号和“军民一体化（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的改革思想。在美国看来，军民一体化就是将“国防科技工业基础”（DTIB）和“民用科技工业基础”合并成统一的“国际科技工业基础”。[1]美国推行寓军于民、军民一体化包括三个步骤：扩大采购民品；使研发、制造、维修和服务一体化；把军民一体化的改革与做法重点放在那些军民实行分离的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上。这三个步骤紧密相连，共同推进军民一体化。
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采用多种措施保证实施。首先，1993年美国成立了跨部门的“国防技术转轨委员会”，成为推行军民一体化改革的专门的指导、协调机构。其次，开放军用技术市场，实行军转民。把军用技术最大限度地运用到民用上，比方美国向轻工业转移了航天复合材料。前国防部长佩里认为美国在高新技术上的优势不在部件上，而在于系统，只要不泄露系统的关键技术，军用技术可用在任何民用领域。第三，提高军民产品标准的通用化水平。军民产品的标准不同是阻碍民品进入军事领域的一大障碍，民用与军用之间存在的复杂技术壁垒，转化并非易事。美国从采办上着手，要求在采办过程中采用必要的商业惯例、规范和标准，剔除传统的国防采购惯例、规范和标准，鼓励主要承包商在重大武器系统研发、生产中大量采用低成本的军民两用零部件，国防部对民用供应商给予资助。伊拉克战争中，仅国防部在硅谷采购的民品就达250亿美元。第四，注重民转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用、民用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纯军用技术已经很少，这为民转军提供了条件，许多民用技术只需要很少的经费就能达到军用系统的80%或100%的性能。比方，2003年4月美国《商业周刊》报道，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防部一承包商研发了单兵数字化系统，重达80磅，造价9万美元，后来研究人员从Fry氏电子公司买来Intel公司的芯片等民用产品对系统加以改造，该系统重量下降到25磅，造价降到1万美元。现代许多高新技术本身就是军用技术，根本无须改造就能被军用。比方，以科技动画著称的SGI硅谷绘图公司，把伊拉克大城市、沙漠的地形，以立体绘图的方式模拟得栩栩如生，为美军在直升机低空飞行、美国大兵城市巷战提供了清晰的地形图；再如SAVI科技的卫星芯片准确跟踪国防部高达4万个集装箱的运送，使得美军后勤补给做到了“可视化”，保证了美军后勤适时、适量、适地补给，节省了资源；上次海湾战争没有实施“可视化”后勤补给，造成了美军20亿美元的物资损失。
另一方面，美国国防投入尽量让其产生经济效益，那就是贯彻产学研相结合，形成防务—科学—工业联盟，既推进军事革命，又促进经济发展，军事工业复合体就是这种典型。而且美国政府的国防建设始终坚持技术研究优先，生产放在第二位。国防建设费用的相当部分用于军界的、大学的、企业界内部的科研部门，从事基础和应用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预算大概占了联邦政府国防预算的60%。由于星球大战的实施，国防开支中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比例更是提高，到1988年时，比例为70%，国防部或与国防相关的工业雇佣了全美47%的航空工程师、30.3%的数学家、24.4%的工业和技术工程师，以及28%的理科和工科毕业生。冷战结束后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目前大学承担了国防部“6.1”基础研究计划项目55%的份额。在同大学的合作中，国防部支持了大学中71%的电子工程的研究，63%的机械工程研究，42%的航空工程研究，42%的计算机科学研究。
五角大楼与企业、大学合作发展先进武器系统，推进军事革命，导致了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美国正是依靠这些新技术使美国的产业升级换代，形成附加值高、污染少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在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地带形成的“硅谷”就是明证，不但使美国的武器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且极大地促进西部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到1980年，“硅谷”已经拥有3000家电子企业，26.4万名制造业工人，年销售额高达400亿美元。美苏军备竞赛为麻省理工学院（MIT）及波士顿地区的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处于电子学前沿的MIT成为美国尖端军事技术的研究中心，从事雷达、导弹制导及导航系统等的研究机构先后成立，许多以MIT为依托的技术创新企业利用此良机，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大批的高新技术企业自MIT衍生出来。仅仅在60年代，MIT的4个研究机构和3个工程系创建了175家新企业。70年代后期，小型计算机的高速发展带动波士顿128号公路乃至马萨诸塞州走出衰退的泥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马萨诸塞奇迹”。美国国防建设不仅仅催生了“硅谷”，而且也是“硅山（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硅原（奥斯汀、达拉斯）”和“硅漠（新墨西哥州的菲尼克斯）”、生物工艺谷（盐湖城）及硅森林（波特兰）的助产婆。
在世界上，军用技术转化为民用，促进民用技术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只有美国做得最成功。这主要得益于美国产学研的结合。当年苏联的科学技术本可以与美国相抗衡，但是关键性的弱点是军民相脱离，军事技术研发生产主要由军方自己承担，与地方大学、地方企业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这样先进的军事技术不能转为民用技术，也就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导致苏联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被拖死了。
三、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
从杜黑提出的理论，联系美国的具体做法，在我们军事变革的时期如何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从国家战略层面讲，要始终把为“打得赢”而进行军事革命放在首位，考虑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稳定的和平环境，是经济建设的根本保证，舍此经济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局势，适当向国防建设倾斜是完全必要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勒紧裤带，投资国防建设，进行包括搞“两弹一星”建设在内的军事革命，保证了我们有几十年的和平时期。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也就是说，没有当时的军事革命，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而当今，当我们环顾我国周边时，我们的安全环境并不乐观。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应加大军事革命的力度，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安全、稳定、资源有保证的和平环境。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发展，国防建设才有可靠的依托。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讲，在进行军事革命的同时，我们要创造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机制，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协调并举的方针，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从某种程度上说，要解决包括国防建设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军事革命需求，如扩大国防费用在DGDP中的份额，国家在经济建设尤其在基础建设中要考虑军事变革的需要，这样既有助于把国防技术转化为民用，又有助于按照社会大生产的要求搞好分工协作，促进战时军事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国防建设要充分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利用率，如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军事技术转为民用，通用性很强的军事设施的军民共用。
从操作层面上讲，要建立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军民兼顾的军—工复合体。如同前述，美国在国防建设中形成的防务—科学—工业联盟的布局能够充分合理利用剩余生产力，促进军事技术转向民用部门，减少失业，提高就业，抵消军事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把相当的国防费用用于军事科研院所、地方大学和企业技术研发部门，共同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保密的前提下，三者的实验室相互开放，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其好处就是可以为军队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这有利于加快军事装备的研究，同时有利于军事技术转化为民用，产生一系列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我们自己的“硅谷”、“硅山”、“硅原”和“硅漠”，从而促进军事革命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军民一体化的潜力报告，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1995。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专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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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读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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