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大学生就业难：正常中的“不正常”
中国图书评论
2007-05-10 10:53:01
【主持人语】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因其影响到千家万户，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它所引发的关于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和社会和谐等沉重话题，每每成为国内报章的关注热点。是毕业生人数绝对过剩？高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就业指导缺失？还是大学生普遍就业能力不足？各方人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刊邀请三位人力资源专家，对这一问题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和评论，希望能为破解困局提供一点参考。 胡粲然
大学生就业难：正常中的“不正常”
□刘 昕
近些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一个集中性的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在每年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关键时期，总能看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下降、大学生求职难，甚至大学生由于求职受挫而自杀等方面的报道。关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其对策的各种观点和相关研究也纷纷出笼。
有关研究多将其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1998年以来我国高校大幅度扩招，导致最近几年明显出现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二是我国高等院校没有能够适应市场需要来设置专业和进行课程设计，导致毕业生的专业背景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三是大学生群体自身存在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毛病，都想挤在大城市和待遇好的企事业单位就业，而不愿到基层、农村和偏远地区去；四是高等院校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不够，导致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推销自己。此外，还有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很多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即由于大学生在刚毕业时没有工作经验，在劳动力市场状况不佳的时候就业比较困难，因而被迫采取“先就业再择业”的实用主义方案，也就是说，在刚毕业时先去一个能够找得到的“最好的”单位落下脚来，然后在就业以后再想办法继续“骑驴找马”。一旦找到更好的地方，就毫不犹豫地跳槽，即使与单位有劳动合同也无所顾忌。这种情况使得很多企业因为“伤心过度”而发誓不再使用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免充当“冤大头”，或者是成为其他企业甚至竞争对手的“黄埔军校”。大学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这种博弈最终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困境，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通常情况下，上一届学生的“不端行为”会直接加剧下一届大学毕业生的求职难度。
基于上述的问题成因分析，大家相应地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高校要适度控制招生规模；要调整专业设置，针对市场需要设计课程，同时不要一窝蜂地上“热门专业”；要教育大学生们调整心态，不要对初次就业的薪酬水平有过高的期望，同时做好去中小城市、偏远地区甚至农村去工作的准备；大学要加强对大学生们的就业指导工作；要求大学毕业生端正自己的就业态度，不要频繁跳槽，等等。
应该说，上述这些观点和分析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一脑袋扎入微观细节，心急火燎地要替大学毕业生们寻找所谓的对策。相反，我们应当首先跳出这一问题本身，远观一下这一问题的背景及其全貌，即首先应当将其放到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特色这两大宏观背景之下去进行客观剖析，然后再考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对策。
关于大学生就业难这一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四个命题。
命题一：大学生就业难是劳动力市场的常态而不是一种“非典型性”现象。
对于目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很多人都表现出高度的紧张和焦虑，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果断而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笔者认为，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应当冷静看待，而不能武断地采取行动。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作用应当是：在主要依靠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对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加以适度的约束，而不是动不动就站出来横加干预。事实上，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原理是一样的，都服从于最基本的市场供求规律。众所周知，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结果连续多年出现大规模的“民工潮”，大量的民工即使只想拿到很低的工资，都无法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而很多私企老板也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用极低的价格雇用农民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农民工肯定是用不完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但是，2004年以来，市场上却出现了令很多老板始料不及的情况，按照原来的薪酬已经很难找到人来做工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民工荒”现象。其实，无论是“民工荒”还是“民工潮”，无非都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力量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事实上，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大学生的就业也同样会表现出周期性的难和易。这是因为，只要劳动力市场在正常发挥作用，就总是会阶段性地出现大学毕业生的供给超过需求的情况，正如也同样会阶段性地出现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一样。因此，大学生就业难是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非典型性”的现象。
其次，大学毕业生实现就业并不等于一毕业就马上实现就业。很多人在讨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时候，实际上都有这样一个隐含假定：大学毕业生们在走出大学校门之后就应该马上找到一份工作，而不是说他们在从学校到就业这两种状态之间，可以有一个正常的时间间隔。然而，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由于信息的流动不是无成本的，也不是无障碍的，因此，劳动者和雇主或用人单位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互搜寻活动不可能都是一蹴而就、一拍即合的，而是需要耗费时间来寻找、接触、谈判等等，最后才能签约，这个过程所需要耗费的时间可长可短，两大群体实现匹配的速度快慢，关键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善及其流动性程度。劳动者能否快速实现就业，则主要取决于劳动力供求双方的相对力量强弱，如果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那么就业就比较容易实现，反之就会比较困难。因此，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指望所有的或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一定要在7月份走出校园之后马上实现就业，其实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的。
事实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也并不是很高，比如，2005年时，日本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为77.4%（其中男性为78.9%，女性为75.5%），日本高职毕业生（短期大学）就业率则更低，仅为50%。2005年的韩国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56.4%。2004年时，美国20～25岁的大学本科生的就业率为78.6%，25岁以上本科生的就业率为75.8%，大学毕业生离开校门的初次就业率为55%至58%。德国大学生毕业一年后仍然未找到工作的本科生占16%，高职毕业生占8%，平均为12%。[1]此外，从我国大学毕业生目前的总体就业状况来看，还不至于形成总量性失业，还处于劳动力市场的正常作用范围之内，不必过于紧张。
命题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投资都会存在风险，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高等教育同样不能确保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够从中获利。
目前，很多人都批评大学毕业生不应该总是想着留在大城市，希望能够进入规模较大、收入水平较高的用人单位，劝导他们应当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农村去。笔者认为，这些劝告所产生的影响不会很大。事实上，高等教育是一种重大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投资者，哪个人不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因此，大学毕业生希望留在大城市，希望获得高薪，希望获得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是一种人之常情，同时也是投资者的一种正常要求，对此，我们不应该说三道四。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投资者可以有获得充分回报的愿望，市场就一定总是能够确保他们的这种愿望得以实现。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任何人都无法确保自己的每一次投资都肯定能够得到回报。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高等教育投资，同样也要遵循这种规律。
一方面，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来自于投资和收益之间的时间不一致性，或者劳动力供给本身存在时间滞后性。也就是说，当学生及其家庭选择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根据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信息以及薪酬信息来选择学校以及专业的，[2]但是，高等教育投资需要若干年（比如四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当他们毕业之后真正去找工作即获取投资收益的时候，此时的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同于当初作投资决策时的劳动力市场了，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可能会使当初他们决定成为的这种人才出现就业困难、薪酬水平下降的情况。[3]另外，即使是在当初进行高等教育投资决策时，学生及其家长试图对未来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进行预测，但是由于他们的信息不可能是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风险是无法完全被估计到的，因此，他们的预测仍然有可能会出现偏差。
另一方面，并非任何人投资于高等教育都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率。事实上，不同的人从高等教育投资中所能够获得的回报是不同的。对于有些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会比不接受高等教育能够产生出高很多的收益，这些收益不仅足以弥补高等教育投资的成本，而且会产生足够的剩余。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所产生的收益可能还不足以弥补接受高等教育所带来的成本，或者说，即使所得的收益能够弥补投资的成本，但是两者相减之后可得的剩余，甚至不如此人在高中毕业后直接去参加工作时所能够获得的净收益高。显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前一种人投资于高等教育是一种最优选择，而后一种人也这样做就不够明智了。[4]换言之，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一个自己的“最佳受教育年限”，并非上学的年头越长、学历越高就越好，事实上，有的人“最好”是去上大学，而有的人则“最好”是不要念大学。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情况，一是有些大学本科毕业生由于凭借原来的专业找不到工作，转而去中专或技校读一个更为实用的专业，结果反而很容易实现就业。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经济状况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家庭，由于看到大学生分配困难，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到工作之后薪酬水平较低，因此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去上大学，而是高中毕业之后就让他们去就业。在这两种情况下，决策者都有可能犯一种错误，即将高等教育的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混为一谈。由于高等教育的收益并不仅仅表现为短期，它实际上是贯穿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如果仅仅因为大学生在短期中（比如一两年甚至三五年）出现了就业困难或者是薪酬水平较低的情况，就放弃读大学或者放弃大学时所学的专业，那么，这很可能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事实最终会证明其决策是错误的。但是，对于其中的有些人来说，这种决策也有可能是合理的，这是因为，他们可能本来就不“应该”去读大学，他们读大学的净收益本来就会为零或为负。事实上，即使是在大学生就业不难和薪酬水平也不低的情况下，如果这些人不读大学而读中专、技校或者是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工作，也能获得较高的收益，那么，他们选择不读大学，而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去掌握一种操作技能或者是直接就业，仍然有可能是一种“最优”选择。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允许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变化来引导家庭以及劳动者本人做出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那么，必然会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时避免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出现投资过剩的问题。如果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过多，在劳动力市场信号不清晰的情况下，误导很多人“不恰当地”接受了高等教育，那么，国家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显然就是一种不经济的投资。[5]
此外，劳动者完全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成本较低的方式，而不一定非要采取全日制的形式来接受高等教育，比如，成人自学考试就是一种机会成本较低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得广大高中毕业生不必脱产上大学，而是边工作、边读书，从而降低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再有，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还应当允许学生不一定非要在连续四年的时间里读完大学，而是让他们完全可以在经济景气、就业容易、薪酬水平较高的时候先去就业挣钱，然后再在经济不景气、薪酬水平较低的时期返回学校继续学业，起码让一部分希望这样做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实际上，国外的很多大学都允许学生做出这种选择。
命题三：当前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是“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的“双轨制”所导致的，是一种非市场化条件所导致的“不正常的”就业难题。
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样，我国当前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结构性失业，而不是总量性失业，即大学生的供给质量和供给类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相吻合，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根本原因。[6]
很多人将这种情况简单地归咎于高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但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这种不顾市场需求而闭门造车式地设置专业和课程的情况是必然会出现的，而且还不能指望高等院校能够较快地对此做出调整。原因很简单，尽管我们的高等教育开始收费、毕业生的分配也完全市场化了，但是从本质上讲，我国的高等教育尚保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7]其具体的表现有二：
第一，绝大多数高等院校的国有事业单位背景以及校长的上级任命制度，决定了校长们首先要对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甚至完全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自己的“客户”———学生及其家长或者用人单位———负责。即使这些大学校长们关心学生的就业，恐怕也只能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甚至可能排在更靠后的位置上，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大学校长们的要求显然不仅仅是毕业生的就业这一项，教学、科研以及思想教育显然都是上级重视的内容。与此相关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国家财政，[8]而不是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因此，校长们自然会将眼睛盯着“部长”（尤其是国家的教育部长和财政部长）而不是“市场”。
第二，高等院校的招生专业是需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的，招生规模也是需要上级下达招生“指标”的，即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不是高等院校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自主做出选择的，而是由教育主管部门集中做出决策的。然而，很显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散性、复杂性以及变动性，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是没有能力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所在的劳动力市场做出准确的预测并做出及时的调整的。在这种计划性质很浓的人才供给决策中，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失衡就成为一种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尽管完全依靠市场条件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会出现大学毕业生的供求失衡问题，但是，那种失衡是劳动力市场波动的一种正常情况，并且会很快做出调整，并逐渐回到相对平衡的位置。而在我国，由于高等院校一方面要按照上级的要求去执行，另一方面，由于很难直接裁减人员，校长们还必须顾及老师们的就业，因此，即使是一些已经落后的专业尤其是过时的课程，高校也仍然会继续开设下去，从而人为地制造失业，浪费国家教育经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误导学生及其家长进行不当的资金和时间投入。
有人或许会说，如果教育部不对高校的招生规模进行控制，各高校就会有大肆扩招的可能（如果不加控制，或许还会直接出售文凭），从而使得大学生的就业市场更为混乱。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这种说法确实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只要学生的初次就业率没有下滑到足够差的水平，这些校长们是不需要对学生们的就业情况负责的，[9]对于学校来说，招生人数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很自然地，学生人数越多，学校的经费就会越多，学校管理层以及老师们的日子也会越好过，至于学生们的就业压力是不是会变得更大，则不在校长们最为关心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不是财政拨款，而是市场化的学费，是学生及其家长“用货币投票”的结果，那么，大学校长们负责的对象就不再是上级主管部门，而是高校的最重要“客户”———大学生及其家长们了，[10]那么，他们在管理高校和设置专业以及课程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总之，可以说，目前的大学毕业生供求的结构化失衡，是由于市场化的就业和计划性的人才供给机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只要是政府主导型的高等教育投资和管理体制，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命题四：大学毕业生实际上仍然属于“弱势群体”，中国政府和高等院校应当在尊重市场意志的大前提下为大学生就业提供必要的帮助。
目前，在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上，有人说，大学生的就业比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恐怕要容易多了，因而不属于弱势群体，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而是应该顺其自然。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首先，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仅涉及到国家的稳定，而且涉及到国家以及学生及其家庭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巨额投资能否得到充分的回报，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政府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其次，尽管与实现就业更为困难的下岗职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相比，大学生似乎属于“强势群体”，但是，如果从信息不对称和一部分家庭贫困的大学毕业生无法实现初次就业时可能面临的困境来看，大学生实实在在地属于“弱势群体”。
大学毕业生的“弱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确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毕业以后到底应该做什么，职业发展前途是什么，因而在择业方面有较高程度的盲目性。有人将这归咎于大学生们本身，埋怨他们没有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认为这是导致他们求职屡屡碰壁、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但是，客观地说，不要说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即使是那些已经走上社会工作岗位多年的人，又有多少人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做出理性的规划呢？在得不到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就让他们在大学中对社会上的各种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以及各种职业和岗位的状况做到了如指掌，同时还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取向，从而做好个人和用人单位以及职业之间的匹配，这实在是一种过分的要求。
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已经积累了一部分债务，即使是没有债务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可能也会很快面临无法生存的困境，一则是因为与在校时相比，走向社会以后，大学毕业生要自行租住房屋，还要继续找工作，这些都是需要支出一些额外费用的。二则是因为很多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在大学毕业后仍然伸手向家里要钱，而是希望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一旦他们毕业之后不能找到工作，会很快陷入困境。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国家和高校都要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分别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首先，对于政府来说，主要应当做好以下几件事：第一，政府应当对各高等院校以及相关专业大学毕业生的真实就业状况、薪酬水平等进行跟踪调查，[11]从而为准备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及其家长提供相对准确的信息，避免他们因为信息不对称，包括因为受到一些华而不实的专业名称的误导，去选择不恰当的专业以及学校，从一开始就进行了错误的人力资本投资。[12]第二，搜集、整理和提供更加透明、详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明确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大学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由于不清楚市场价格而不断去试探的过程，从而缩短相互之间的搜寻时间，加快双方实现高质量匹配的速度。第三，为初次就业失败的大学毕业生提供相对较为充分的基本生活保障以及免费的公共职业介绍服务，帮助那些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渡过难关，对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从而使其尽快实现就业。第四，降低乃至消除户籍制度等人为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强化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及其流动提供便利。
对于高校来说，除了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的改革之外，学校还必须从大学生入校开始，就对大学生将来的求职和职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辅导和帮助，而不是等到他们必须找工作的时候才出来摆摆样子。这是因为，大学生的求职和就业所需要的是他们在大学期间所积累的较为丰富的知识技能、得到陶冶的情操、被培育出来的良好气质以及积极、正直、团结和合作的人格特点等等，而不是指望依靠“临时抱佛脚”式传授给他们一些雕虫小技，来达到去用人单位那里“蒙混过关”的目的。
笔者在2005年去台湾一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时发现，很多台湾的私立大学尽管学费更高，但是学生们在毕业之后却对学校有着很深的感情，很多人愿意积极地参加校友会的活动，同时在功成名就或力所能及时慷慨地向母校提供捐款，这些捐助有相当一部分会被用于向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等这些学生毕业后他们很自然地又会回过头来捐款给学校。然而，我们大陆很多高校的情况却相反，在收费较低甚至过去完全免费的情况下，我们的很多高校毕业生们对母校的感情却很淡薄，捐款之少就更不用说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人家把学生真正当成“客户”来看，而我们仍然把学生当成“被管理的”甚至“被监控的”对象来看，人家在大学生的学习以及就业方面提供了真正及时、有益的帮助，而我们所做的还差得太远。
注释：
[1]陈啸，《大学生就业难之我见》，《教育与职业》，2007（3）：183—184。
[2]事实上，美国的数据表明，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的比率，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做出决策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影响，比如，美国男性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在1970年时为55.2%，到1980年时下降到46.7%，到1999年时又反弹到61.4%，而1970、1980、1990以及1999年时，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之间的总薪酬之比（1.38、1.19、1.48、1.62）也呈现出相关的变化趋势。请参见Ronald G. Ehrenberg and Robert S. Smith, Modern Labor Economics: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8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2003, p269, p275.
[3]这种情况在产品市场上同样是存在的，正如一些新闻中报道过的，我国有些地方的农民一看到附近的某家人去年因为种黄瓜赚了钱，于是很多人第二年都纷纷跟着种黄瓜，结果，决策的“加总谬误”造成了市场上的黄瓜供过于求，去年本来赚钱的黄瓜今年却变成赔钱的了。
[4]当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即使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净收益为零甚至为负，他们也会选择上大学，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会将上大学的其他一些心理收益考虑在内，比如大学毕业会带来相应的较高社会地位，具有大学学历者更有可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配偶，甚至对下一代的教育有好处等等。
[5]在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主导型的教育投资体制中，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出现，至少是在某些专业或者某些类型的人才培养方面，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国内，同样存在关于整个社会对于正规教育的投资是否过剩的争论。
[6]杨宜勇、周帅，《我国社会就业压力与大学生就业难题的破解》，《中国高等教育》，2006（24）：19—21。
[7]而这种计划体制在某些方面反而不如过去的计划体制做得好，比如高校学生的培养质量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滑坡：毕业实习没有了；论文要求放松了；师生比大大降低，以至于一些硕士和博士导师甚至到学生毕业还搞不清楚到底谁是自己的学生……
[8]一部分是根据招生人数划拨的常规经费，另外一部分则是非常规性的经费划拨，比如北大、清华前几年从国家拿到的18个亿的财政投入。
[9]事实上，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以及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总量并非真的过剩，只是存在结构性问题，而大学生们的总体素质又决定了他们在经过或长或短一段时间的市场洗礼之后，还是能够借助年龄优势和基本文化素养找到一个起码能够暂时谋生的职业的，所以我们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确实还没有糟糕到哪个大学的学生真的是大批地长期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的，所以，校长们根本无须过于顾忌大学生们的就业问题。
[10]实际上，如果大学能够为企业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企业也会对大学提供更多的捐款，国际上许多大公司在选址时，都会将当地的大学能否提供充足的相关人才来源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11]据报道，很多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虚报本校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信息的情况。
[12]事实上，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多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对于高校所设立的诸多专业往往只能通过专业名称来猜测其未来就业方向和发展前途，而很多高校为了招生需要，往往将一些就业困难、发展前途暗淡、生源匮乏的专业加以“涂脂抹粉”，通过取一些诱人的名称来误导考生及其家长。这里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创新”专业，这些专业基本是依靠主观臆想制造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尤其是没有对毕业生的就业和发展前途进行充分的论证，恐怕连这些大学的校长们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学这些专业，但是他们却通过对这些新专业的夸大其词的宣传去误导别人。
参考文献：
[1]刘玉侠，《大学生就业难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黑龙江高等教育》，2006（3）：63—65。
[2]马永霞，《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制约下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配置》，《黑龙江高等教育》，2007（1）：50—51。
[3]刘晖、郭小溪，《我国大学生就业现状与对策》，《经济纵横》，2006（10）：12—14。
[4]狄成杰、朱明，《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及对策建议》，《经济纵横》，2006（11）：27—30。
[5][美]罗纳尔多·伊兰伯格、罗伯特·史密斯，《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第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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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紧张、结构缺口与大学生就业——再读《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大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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