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易卜生与中国话剧百年
中国图书评论
2007-03-05 16:10:20
【主持人语】 2006年，“每天至少有一部易卜生的作品在世界某一舞台上演”。（挪威易卜生纪念活动主任特恩·巴德松语）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的戏剧演出季中，推出了包括《建筑大师》、《群鬼探戈》、《培尔·金特》、《玩偶之家》、《娜拉离开丈夫以后》、《群鬼》在内的六台易卜生戏剧。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易卜生戏剧集》（三卷本）。如此规模的戏剧纪念活动，表现了易卜生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年是中国话剧百年。在中国话剧诞生的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第一次简要评价了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死守真理，以拒庸愚”。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导引着易卜生走进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意识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年来，中国戏剧家在与易卜生的神思交会中，见证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世相，亲历了中国话剧实践的曲折发展。他们在艺术与社会的纠缠中与易卜生或亲近、或疏离，而无论是敞开怀抱走近还是误读乃至背弃，都反映了他们悲欣交集的艺术探索和命运。这也是中国话剧的命运。而未来总在自己脚下。
——胡粲然
2006年，适逢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1828-1906)逝世100周年。从1849年易卜生发表处女作《卡提利那》，到1899年他发表收尾作《当我们死而复醒时》，易卜生一生共创作了二十六部戏剧。
在中国，易卜生的名字已经被传诵了百年。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外国剧作家能够像易卜生一样，得到中国现代思想界、艺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参与到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建构之中，形成广泛的社会效应；也没有哪一个外国剧作家能够像易卜生一样，对中国现代剧作家产生如此重要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示范作用，使他们在心灵深处把他引为精神知己。无论是欧阳予倩、田汉，还是洪深、曹禺，他们都曾宣称：要做中国的易卜生。
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
易卜生戏剧对中国的第一波影响，的确要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早在五四运动的准备阶段，易卜生作为当时“欧洲第一大文豪”就被介绍到中国来。胡适将其主编的《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15日出版）辟为“易卜生号”，上面不仅发表了胡适的著名文章《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的《易卜生传》，还发表了易卜生戏剧的中译本，其中包括罗家伦、胡适合译的《娜拉》（《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人民公敌》）和龚弱男翻译的《小爱友夫》。1922年，胡适曾不无得意地表白，他是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其实早在胡适介绍之前，易卜生就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文化视野：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提到了易卜生，认为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称赞易卜生“死守真理，以拒庸愚”。[1]1914年，中国话剧先驱、春柳社骨干成员陆镜若曾在《俳优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伊蒲生之剧》一文，介绍了《人形家庭》(《玩偶之家》)、《民众之敌》(《人民公敌》)、《亡魂》(《群鬼》)、《海上美人》（《海上夫人》）等十一部易卜生的戏剧。1918年10月，陈嘏翻译的《傀儡家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这是易卜生戏剧在中国出版单行本的最早记录。而一般认为，林纾转译的《梅孽》（《群鬼》）是易卜生戏剧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版本，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林纾与毛文钟合译的《梅孽》，直到1921年11月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在易卜生戏剧的翻译、出版中，贡献最大的当是翻译家潘家洵。潘家洵（1896-1989），江苏苏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贵州大学执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1954年起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60年代以后因视力衰退，译作渐少。……【查看全文】
易卜生的灵魂飘在中国上空
在纪念易卜生逝世100周年的日子里，这位伟大的挪威戏剧家的名字又一次为人们反复提及。当然不止于名字，还有他的作品。不仅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易卜生多部从未在中国上演过的剧作，也由于找到了一个极合适的理由，被不同的剧团以不同方式搬上舞台，有些用中国古典戏剧的方式上演，其中有些剧作的主人公被改成中国式的名字，有些剧作的场景被搬到中国；也有些是由装扮成金发碧眼模样的中国演员，用中国传统戏剧的声腔音乐演唱。当然最多的演出是话剧。2006年在中国上演了超过10部易卜生作品，它已经使易卜生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出现频率，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外剧作家。
这样一些以易卜生为名义的演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至少它们似乎都在围绕着易卜生做文章。中国无疑出现了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波易卜生热。某位刚刚到挪威参加了为纪念易卜生逝世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带回的消息是，在这次包括了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上，参会最多的除东道主———易卜生的国人挪威人以外，就是中国人。
如果易卜生在天有灵，或许他会将中国看成他的第二故乡。是的，一个世纪以来，易卜生的灵魂就一直飘荡在中国上空。他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像是一个神话。然而当人们真正需要为纪念易卜生做些什么时，却意外地发现，易卜生在中国的形象以及在不同时代的影响，是如此地朦胧不清。【查看全文】
易卜生的悖论
我对易卜生的兴趣来自于一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但凡西方的戏剧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都无比尊敬地称他为“现代戏剧之父”？为什么在西方戏剧界关于易卜生的评论汗牛充栋，并且有人总结为“条条道路出自易卜生，条条道路又通向易卜生”[1]？或许，对西方世界的读者与观众来说，易卜生的崇高地位并不是问题；但对中国的读者和观众来说，我想或多或少都有些疑问。一方面，易卜生在中国有着极高的地位：中国现代戏剧（或者说最早意义上的话剧）的成形与易卜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话剧史的研究者无不津津乐道《玩偶之家》的演出引发的社会舆论之争，也津津乐道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如何与易卜生血脉相连；中国话剧写实的、客厅戏剧的传统，伴随着《玩偶之家》与舆论的斗争逐渐成形。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易卜生与中国话剧起源的写实主义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易卜生的戏剧似乎也就被固定成这样的画面：封闭的客厅，笨重的家具，男人女人们穿着行动不便的服装，在客厅里谈天，阴谋埋伏在其中，社会问题亦随着阴谋的暴露而得以揭示……于是，当“妇女解放”、与封建家庭决裂等等议题渐渐褪去它们的战斗性之后，当写实主义逐渐消散了它的美学魅力、变成了舞台上的陈词滥调时，易卜生头上的光环也逐渐褪去，而且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对此负责。如今，当中国的读者和观众仍然怀着对写实主义的敌意来窥探易卜生面容的时候，那么，尽管我们在今天可以轰轰烈烈地与世界同步纪念易卜生的百年冥逝，可是，我们又怎么理解“条条道路通向易卜生”呢？
易卜生的整体性
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易卜生的介绍偏重于他中期的作品《玩偶之家》、《社会支柱》、《人民公敌》、《群鬼》———这四部剧作以“易卜生戏剧四种”的名目广为流传，并被称为“社会问题剧”。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戏剧学院徐晓钟导演了《培尔·金特》，被认为第一次在易卜生那里发现了“诗”。在那之后，虽然易卜生的全集在1995年就已经出版，“易卜生学术研讨会”也随之召开，但对更广大的群体来说，易卜生仍然只是那个神情严肃地讨论妇女解放、家庭伦理的啰嗦老头。……【查看全文】
专题文章：
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
易卜生的灵魂飘在中国上空
易卜生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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