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共同研究”的虚与实：跨国学术要“超越”什么？
秦 汉
2007-04-18 16:47:48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特征，也作为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巨大发展成果，跨国经济、跨国文化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热烈的拥抱甚至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但2006年发生的另一种最新的跨国现象似乎让中国的媒体不知所措，即：所谓中日两国的“历史共同研究”或“共同历史研究”，突然被决定在年底举行，而中日关系中的所谓历史问题是牵动民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当时在北京东奔西突的记者们几乎找不到采访对象；于是除了主要转引日本媒体或报道日本方面举行的记者会之外，再就是对是否研究“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刺激性议题作些猜测，最终也没有形成有什么内容的“热点”，甚至连对这个像非典一样“突如其来”的跨国历史研究到底是为何故而来又确实奔哪方而去也没向民众交代清楚，就随着日本委员们的回国而销声匿迹了。但无论怎样躲闪，既然“历史”本身是问题，它就不是受当事者愿望控制的──任何国家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存在，日本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历史情怀，中国也改变不了日本政治家对挑衅历史问题刺激性的热衷，而且还有中日之外的国家也会涉及──所以它必然周期性发作。2007年1月底，美国众议院的一位议员就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提交了一项谴责日本政府并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道歉的决议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所属的有关小组在2月15日举行了有“慰安妇”幸存者参加的听证会。对此，在日本自民党“思考日本的前途和历史教育”议员会的会议上，慰安妇问题小委员会委员长中山秀泰表示，决定派遣议员团赴美国活动阻止决议的通过；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3月1日表示：强征“慰安妇”之说“没有证据”；3月5日，安倍晋三又进一步强调：“美国众议院的决议案并非基于事实，即使通过了决议我们也不会道歉。”结果韩国、中国、朝鲜官方和舆论以及美国报纸立即强烈批评日本政府“厚颜无耻的行为”，表示相信“国际社会不会饶恕日本帝国的暴行”，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尊重人类的普遍价值”。而此时，按照中日双方的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在2006年底北京第一次会议的约定，中方委员应该准备启程赴东京参加3月中旬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了。
很显然，安倍晋三的“强征慰安妇无证据论”再次证明了日本政府所谓“深刻反省”历史的虚伪性，而且有可能使他自己在美国众议院对日本的战争犯罪作出国际道义性判决的时候忍不住率先闹翻了他所曾经希望的“学者”对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安静”气氛。既然安倍晋三连慰安妇幸存者的证言都不以为是“证据”，那么他派出学者与中国搞历史共同研究还有什么意义？这一跨国的历史共同研究，是不是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坐下来”进行对话、交流“是一件好事”，是不是如有的中国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是有可能促进“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并“对消除两国关系存在的障碍产生积极的作用”的学术工作呢？我们的思考有必要从“历史问题”的发生史开始。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关于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一般论者都会述及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所载日本方面表示的对战争的“深刻反省”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事实、参拜靖国神社等等所表征的事实上的“不反省”。作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这只是一个大概而简单的感性认识。应该注意到，所谓“历史问题”本来不是中日关系自然产生的固有问题，而是冷战体制下造成的但是决定中日两国基本政治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并且早在1950年代末就出现了。1950年代初，美国出于遏制中国和苏联的冷战政治需要，利用其单独军事占领日本的优势地位策划了排除中苏的片面对日议和，并要求日本选择逃亡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签订和约，而日本和美国则利用国民党政府争取国际承认的被动地位对其施压使之完全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为了与美国的冷战政策作斗争，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东亚地区的和平，新中国实行了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而促进两国政府邦交正常化的“人民外交”对日政策。然而，日本政府但取日本人民通过“人民外交”从中国获得的实际利益，对中国希望逐步恢复邦交的政治努力则给以漠视甚至打击。1958年春天，日本政府最终拒绝了中国方面关于互设给予外交官待遇、承认有悬挂国旗权利的半官方商务代表机构的要求，还把躲藏在山野十多年而被发现的、战争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苦工刘连仁，先视为“非法入境者”，后拒绝任何赔偿、谢罪而只是送回中国了事，不久又纵容暴徒侮辱悬挂在长崎中国商品展览会场的五星红旗。“刘连仁事件”和“长崎国旗事件”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舆论的强烈抗议，面对日本政府对新中国赤裸裸的敌视和蔑视，中国政府愤而切断了中日两国间的一切交流。对此，当时的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用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它所表现的“敌视和非善意”，它对中国“恶意的和侮辱性的攻击”，它“把中国的好意当作软弱可欺”的妄行，到了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日本政府的反应和前几年小泉纯一郎因参拜靖国神社而被中国抵制首脑会谈后的态度一样，无动于衷惟表示“静观”事态而已。
通过“刘连仁事件”和“长崎国旗事件”，中日关系的结构清晰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是美国的冷战政治制造出来的美日军事同盟对中国的敌视，包括台湾问题，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美日台条约体制；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加入敌视中国的美国阵营而得到了免于承担侵略战争责任的保护，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思想延续而进入战后日本政治，最典型的就是甲级战犯岸信介成为日本首相，这样就形成了和侵华战争时期联系着的日本对中国的蔑视，这是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心理结构──它主要通过政治家对日本战争犯罪受害幸存者言说的活历史举行否认仪式体现出来。有关日本对中国的蔑视结构，1958年4月1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日本政府应对刘连仁事件作出负责交待》指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和平居民施加的暴行，日本政府企图逃避责任，“是对中国人民的尊严的极大侮辱”，日本政府“想继续用过去的帝国主义态度对待中国人民，更是我们难于容忍的”。到1972年，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日本对中国的敌视结构得到消解，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了国际政治条件。另一方面，日本领导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接受周恩来、毛泽东在处理战争责任问题的表达上提出的批评，于是形成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和中国“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种基于日本政治家“反省”战争罪行态度之上的关于结束两国战争状态或不正常状态的和解。在当时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形势下，日本领导人既然表示“反省”，也就是说对待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态度”已经转变，而更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战争责任问题的一种友好处理方式。不过从1980年代以后的中日关系发展来看，不断有政治家甚至是政治首脑越来越强烈地作出了证伪“反省”表示，破坏中日正常关系的政治基础。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思考，作为一个曾经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且犯下了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对平民施加暴行这种反人道罪的国家，如果没有通过严肃的国际政治法律程序以谢罪、赔偿方式清算战争责任，就不能对其全民构成必须严肃反省历史的教育，更不能形成在有关侵略战争历史问题上约束其代表政治家言行的国际机制。这是理解恢复邦交以后的中日关系的关键，即：日本对待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态度”这一心理结构性问题没有通过谢罪、赔偿的政治法律程序予以消除，而只是把它转化成了象征性的政治家表态式的“历史认识问题”──并且是无结果的、进行时的、态度暧昧的“反省”。甚至，即使是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作出的“深刻反省”表态也不是主动的行动，而是受到中国方面批评、要求的结果。也就是说，日本的“帝国主义态度”暂时受到抑制，即“帝国主义心理结构”被隐性化了。而随着掌握日本政府的政治家的更迭，这种暂时被抑制的“帝国主义态度”便有可能重现。也就是说，战争责任问题的“历史认识化”决定了此后的中日关系必然随着日本政治家的“历史认识问题”而发生周期性的恶化。正如我们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所看到的，每当有连“反省”也不愿意表示、更无视民间索赔要求甚至反而竟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当权并作出“历史认识”挑衅的时候，中国方面不得不作出反应，强烈抗议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受害国家人民的“侮辱”。但更为严重的是，1980年代这种抗议还往往有效，进入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美苏关系的敌对性压力骤减，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这一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实行政治孤立和地缘遏制政策，也就是说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对中国的政治敌视结构复活，日本政府也就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一方面不再接受中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抗议，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其他侵略战争受害国家的“帝国主义心理结构”越来越显在化，终于导致2005年春前后东亚几国，特别是韩国的种种强烈抗议活动。
历史“共同研究”的政治目的
战争责任问题的“历史认识化”已经使得日本不必为其战争罪行付出巨大物质代价，而只需要承担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道义责任就可以了。然而，从战后日本当政的保守政治家的谱系来看，大致是曾经受美军整肃或关押继而释放的战时内阁官僚、战犯、旧军人及其亲属、二世、三世，其一贯正确的大日本尊严是很高贵的，他们当中有的还可以略作姿态表示歉意，有的则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是事实，不承认“日本有战犯”，不承认强征慰安妇有“证据”，有的甚至能公言“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美化战争”。当然，中国、韩国、朝鲜等战争受害国绝不接受这种侮辱，在小泉纯一郎当选日本首相并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中止首脑会谈的决断，所谓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局面、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也都与日本领导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侮辱日本侵华战争受害国家的尊严直接有关。而日本的精英阶层竟然作出新奇的反诬，其政治家和主流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称中日关系的恶化是中国政府进行了“反日”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2005年4月中旬，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访华，要求中国方面调查、改善教科书的状况，而作为具体的一个环节就是建议中日两国进行“历史共同研究”。5月初，中日韩外长会谈时，中国方面提议由三国进行共同历史研究，韩国外长表示赞同，但日本外长拒绝，日本媒体分析这是因为日本政府担心中韩两国站在一起以二比一优势搞“对日批判”。这样，日本方面强调日韩两国已经存在共同研究，于是最终就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达成了一致。
一般理解，既然日本方面同意“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当然是可以期待的。然而，日本政治家的考虑远远超过了根据外交文件所能想象的范围。首先，日本提出“共同研究”之初衷是反指中国的教科书有“反日教育”的问题，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不仅在国内审查其本国的教科书以过滤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描述，它还有着以所谓“学术研究”的名义审查中国教科书的企图，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是反指中国的“历史认识”出了问题。在2005年5月中日外长就“历史共同研究”达成一致后，日本《产经新闻》于6月14日发表社论，把中国的历史研究说成是“政治宣传”和“对历史事实的歪曲”，称“日中共同研究要发生比日韩共同研究更激烈的对立”，毫不掩饰地道破了企图以意识形态优势践踏侵略战争受害者尊严的冷战政治暴力逻辑。其次，日本方面的“共同研究”意图并不在于追究事实真相、形成共同的客观认识，而在于把历史问题从中日关系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公婆都有理、原被告都有情的“学术”问题。在日方共同研究委员会来北京前夕的12月18日，安倍晋三首相会见了首席委员北冈伸一。据报道，安倍对北冈指示说：“希望安静、深入地研究，这样就有助于政治处理其本来要处理的工作。”安倍还对记者表示：“如果在历史问题上有误解，让专家进行学术讨论是重要的，对此固守静观是必要的。”而北冈也对记者说：“日中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我们并不想强求一致，只希望通过积累学术讨论把分歧缩小一点。围绕过去的历史发生纷争导致政府不能处理现在和将来的问题是非常不健康的状况”，“希望通过讨论除掉这种障碍”。在北京第一次会议开始的当天即12月26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社论，再次鼓吹日本学术自由而中国政府管制意识形态的论调，呼吁日本学者“不要轻易让步”，要“通过历史共同研究把两国的历史认识分歧进一步明确化”。也就是说，至少要在“共同研究”中给日本的“历史认识”争得一个和中国的“历史认识”平等的地位。从会议的结果来看，这种可能性已经出现了，因为会议在“求同存异”和“相互理解”方面达成的共识的意义，其实也就是把“分歧”明确化的另一种表述。在12月27日下午北京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北冈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不应该让历史问题成为妨碍两国合作关系的负担”，称赞会议“整体的气氛认真、坦率、友好，开了一个好头”。总结起来，日本之所以积极要求“历史共同研究”，其目的在于把历史问题从中日政治关系中剥离出来，并通过“学者”的神圣权威形成一种把历史问题禁闭于“学术讨论”范围的政治与历史问题分离机制，以实现历史问题的非政治化即历史问题学术化，从而当然地经由学术问题自由化的逻辑实现历史认识问题分歧正常化──即日本可以一边坚持拒绝反省的这种自由化的“历史认识”，一边又要中国承诺不影响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就是说日本一方面不放弃其“帝国主义态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不要对其“帝国主义态度”作出反应。这看起来是比“政治经济分离论”更加全面、彻底的处理方法。而从会议的初步结果来看，“共同研究”这列载着本来是战争责任问题之原告与被告关系的国家代表们的火车，已经朝着“平等讨论”、“相互理解”的“学术”殿堂方向出发了。
跨国学术的后殖民性
早在1950年代，新中国开展积极的人民外交受到前甲级战犯岸信介首相主持的日本政府施以“刘连仁事件”和“长崎国旗事件”等侮辱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立即认识到“人民外交”很难“以民促官”进而达到实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目的，这是因为日本的主流保守政治家仍然深藏着“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也就是说，没有经过严肃的国际政治法律过程清算战争责任问题的日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人脉关系上，都和军国主义时代保持着历史的连续性。在新中国断绝中日关系之后，著名学者、原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1958年10月号的《世界》杂志上发表《日中恢复邦交之路》一文反省说：我们日本人的内心还残留着陈旧的中国观和陈旧的中国人观。“我担心，这会不知不觉地与过去的帝国日本之梦联结起来。”他指出：“在和平的基础上正确地重建日中两国的关系”需要一个“根本的条件”，那就是日本国民“重新深刻反省、自觉认识自己对战争的责任”。也就是说，在欠缺战争责任问题的清算而因此日本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心理结构”还延续着的条件下，中日两国很难建立正常关系。南原繁的判断是有先见之明的，但历史并没有按照南原繁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经过1972年基于政治家层次的“反省”但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与约束机制的和解之后，战争责任问题被历史认识问题化，日本的“帝国主义心理结构”被暂时隐性化了。进入1990年代，随着日本政治和国际政治条件的变化，支撑中日和解的“反省”表态被一再摧毁，这种不尊重侵略战争受害国家人民的心理结构又显在起来，从而公然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当然地采取了抗议乃至中止首脑会谈的强硬措施。但日本既不愿接受东亚各国的道义谴责，更不愿意接受由于历史问题的困扰导致首脑会谈中止、地区合作关系受阻等等对日本国家利益有害的后果，于是产生了把历史问题非政治化的摸索，即试图通过推动历史问题的学术化，经由学术问题自由化的逻辑实现历史认识的各自表述化和历史认识分歧的正常化，从而把战争责任问题永远逐出中日关系的议题，真正开始一个脱离战后的“日中关系新时代”。
如何认识战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日本一方面依靠不断强化的日美军事同盟支撑着其对亚洲国家的蔑视心理结构，一方面又积极展开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跨国活动并要求亚洲国家对日本表示谢意、敬意和同意的努力？传统的日本知识话语，就是“潜在的帝国主义野心”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过，这种基于帝国主义理论的解释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直接统治被推翻以后已经明显地失效了。而且，在日本与其前殖民地的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着蔑视与反抗、输出与引进、收买与追逐以及被称为“相互依赖”之类复杂的情结和事实，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亚洲后殖民现象。从日本一方面来说，它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去征服亚洲邻国，但它确实在积极地使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由于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作成局面的文化传播能力、学术发表能力尝试着重新整理和塑造它与前殖民地国家的中心边缘性关系。在国家关系最基础的经济层面，日本的资本、技术中心地位早已确立；在文化层面，日本近年来特别强调推行文化外交和价值外交；在学术活动方面，政府资金支持下的地区研究打出了“新亚洲学”的旗帜，广泛邀请、吸引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学者和留学生参与，希望对“亚洲新地区主义”、“新的亚洲认同的形成”等问题进行探讨，以贡献于“亚洲地区的统合”，即推动所谓“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具体于历史问题的研究，2006年5月，日本资金资助在中国出版了一本题为《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刘杰、三谷博、杨大庆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论文集。该书的领衔学者作序说：所谓“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表示一方面“冷静地接受”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方面存在的“隔阂”，一方面展开历史认识的“对话”。并且还强调：历史本身是“心灵的问题”，体谅对方的“心灵”，倾听、尊重“对方的主张”，这“才是日本与中国实现和解的第一步”。除了难以捉摸的历史“心灵”论，从以上引文我们大概能理解其主张就是中日双方应该进行相互尊重前提下的“历史认识对话”，但不知道所指的是学者们的历史认识对话，还是也包括日本政治家的历史认识。如果是前者，没有这种对话也并不影响中日关系和解的大局，因为造成中日关系僵局的“历史认识”本来就不是学者们的，而是“南京大屠杀捏造论”之类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政治家言论和小泉纯一郎那种用参拜靖国神社的身体语言所宣示的“向战死者致敬”的“历史认识”。而如果是后者，要求其祖上多有被日军屠杀记忆的中国读者“倾听、尊重”，也就太过惊世骇俗了。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应该在于它制造了一种跨国学术的事实，通过“学术”这列精英、神圣得听起来便不能不让它走绿色通道的火车，载来了日本的“历史认识”，即日本的“历史认识”已经“超越国境”进入中国了，而且还要求中国读者应当“倾听、尊重”它们，以迈出“日本与中国实现和解的第一步”。几个月之后，日本政府派出的正式“历史共同研究”队伍再次“超越国境”来到中国，而研究题目也越发地文不对题：本来，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认识”纠纷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罪行承认与否之争，但“共同研究”委员会竟然分成“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表示要对“中日两千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六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史”全部进行研究。很显然，日本坚持要搞这种“共同研究”的战略目的，即使不是掩盖侵略战争罪行，也是试图在围绕两千多年历史的全线研究战中淹没侵略战争罪行。而且，如果最后形成了“求同存异”、各自表述的共同报告，那也是“南京大屠杀数字不实论”或者“强征慰安妇没有证据论”之类原本不能见外人而只能在日本国内横行的“历史认识”实现了“超越国境”、得以在中国登陆的胜利──正如2006年12月18日日本政府官房长官盐崎恭久所说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加深客观性的认识促进相互理解，公开讨论就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就表明，在日本政府看来，只要能在中国公开讨论“历史认识”问题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是一个学术问题了，而只要中国接受“相互理解”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日本的“历史认识”至多也只能“打五十大板”了，其意义当然是很“重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学术正在怎样“超越国境”来蚕食侵略战争受害国家的历史书写和正义信念，它甚至可以或者已经开始编织着一种新的因此是后殖民主义的精神权力结构。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和强掳劳工的暴行是“反人道罪”，那么跨国学术列车所“超越”的何止是“国境”，更是无情地“超越”了尚有许多幸存者能够证明的悲惨历史和那种悲惨历史教给我们的赖以为人、赖以立国、赖以处世的正义信念。
总之，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对日中“历史共同研究”这一侵入的表达感到不适而改作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一样，我们必须在那些企图“超越”什么的后殖民努力者面前保持敏感和尊严。当然，尽管我们在表达上使用了汉语习惯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但并没有能够把题目集中设置在共同对“问题历史”的研究之上，而还是同意了按照日本语感所暗示的对“全部历史”的共同研究。这种现实对战争受害国家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政治方向感是严峻的考验，也预示着后殖民时代围绕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将是一场艰苦的或忠实于历史正义或苟且在眼前利益的民族精神战争。这种民族精神战争在韩日两国之间已经先行爆发了，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从中学习到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专题文章：
开启中日历史认识的对话
中日关系如何超越历史？
历史“共同研究”的虚与实：跨国学术要“超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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