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如何超越历史？
张志洲
2007-04-18 16:42:13
《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4期
在冷战终结及国际体系的巨大变动之下，原有的中日关系基础与结构受到冲击，中日关系的种种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双边关系呈现出跌宕起伏之势，而其中，历史认识问题成为矛盾的焦点之一。中日之间虽有两千年的交往史，但作为问题呈现的，是近现代的一段历史。所谓历史认识问题，或历史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就是日本还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以书面的形式就侵略历史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作正式道歉，不承认侵略历史的一部分或全部，甚或美化侵略，修改历史教科书歪曲史实，一些日本政要屡屡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伤害中国人民以及曾被日本侵略的别国人民的感情。而在日本看来，二战的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而且日本为过去的历史多次表示过道歉，中国是在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上“打历史牌”，甚至言及中国是在搞“反日教育”；在日本国内则存在“自虐史观”和“自慰史观”之争。中日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这种巨大的差距，在小泉担任日本首相的五年时间里因其六次参拜靖国神社，而在事实上演变成两国政治关系的巨大障碍，以致中日两国最高层中断来往多年。在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迅速推进的同时，政治关系却跌入谷底，从而形成了“政冷经热”的奇观。
本来，在冷战终结后的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在对华侵略历史的认识上，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步。1993年日本新当选的细川护熙首相首次承认了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也坦然承认，日本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了“错误的国策，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然而，同样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冷战后世界与东亚格局的变动，以及中日经济发展态势的转折，促使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逐渐发展，“中国威胁论”也首先产生于日本。及至小泉担任首相时期，日本政府在侵华问题上态度更加强硬与保守，不仅抛弃了细川和村山在侵华历史问题上的立场，而且也偏离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有关原则。小泉政府接二连三地参拜靖国神社，使得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大矛盾焦点，双方观点几近对立。
由于历史认识问题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使得中日在许多方面的合作无法展开，高层沟通渠道不畅，双边关系不能健康发展，其消极影响还可能“溢出”。历史认识问题，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史实问题，二是历史观问题。造成中日双方在历史问题上认识落差的，不仅有历史观的差异，也有所掌握史料不同的原因。所以，共同历史研究，即通过共享史料和交流、辩白相关历史观点以求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是化解双方历史认识落差的一条重要途径。那么，为什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会在日本安倍政府上台后启动呢？这与安倍晋三本人对于中日关系出路的思考有关，他在任官房长官期间就已经在积极推动中日的共同历史研究，以求化解两国在“日本占领问题”上的争端，所以他上台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就开始启动了。
以上可以算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背景，而该项目究竟将取得何种成果，现在还有待观察。许多关注之点已多被论及，在此不想重复了。笔者愿阐述与之有关的在历史研究中常被忽视的几个问题，以期为中日“超越历史”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考。
中国对日关系的感情化特征与现代民族国家体制间的落差
在中国所有的对外关系中，与日本的关系是感情化色彩最为浓重的，所谓爱恨情仇，不仅交织成近代以来国家间关系的历史，而且渗透进一般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人们在解释中国与别国的关系，如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非关系、中印关系甚至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时，很容易采用“国家利益”、“权力”、“国际战略”、“地缘政治”等等这样一些被认为具有“科学性”的国际关系的通用概念和语汇，不管双边关系是好是坏，由于明白了这种关系的“客观性”，在情感上是相对坦然的。然而，在解释中日关系时，这些“科学性”的概念虽也被采用，却也增加了一些极富感情色彩的语汇，如说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表达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等。鲁迅先生那“度却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也常被用来表述中日之间的“兄弟”情分。中学语文课本里冰心的《樱花颂》，不知让多少中国的孩子将樱花之美与中日友谊连接起来，我至今记得文中的句子：“樱花幻化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让友谊的轻舟，激箭似的，向着灿烂的朝阳前进。”用如此饱满深情的笔触来描述中日友谊，用这种友谊的思想和感情去教育一代代的孩子，这在中国的教育中是极其独特的。我们虽然也强调与其他各国人民的友谊，但未见过用类似的感情化的语言来表达与任何别的国家的友谊。
而且，中日交往史长达两千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如果把世界回复到两千年前，当今世界的主要欧美国家，连个影子都还不存在。而中日这两个东方的古老国家，因绵延两千年的交往，无疑创造了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迹。当然，在古代的东亚国际秩序中，中国是核心国家，是地区秩序的主导者，日本则深受儒家文明的影响，是中国先进文明的一个谦虚的学习者。而“感情”是维持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重要纽带之一，也是中国农业文明重人情的特征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在中国一直维持东亚地区“天朝上国”地位的时代，即中国力量未受周边国家根本性挑战的时代，中国一直在对外关系中强调友好感情和国家间的兄弟情谊作用。久而久之，从感情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国家间关系，就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尤其对于日本这样友好交往了两千年的国家，即使发生了近代以来的不幸历史，中国人总还是“忍不住”从感情的角度来看待与它的关系，强调美丽如鲜花一般的友谊和“一衣带水”的情谊。
然而，在近代世界秩序的巨变中，肇始于近代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或曰民族主权国家体制随着欧洲的向外殖民而成为“世界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一种“无情”的国际秩序或国际体制，国家之间讲求的是“实力”和“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不变的”。其外交哲学的基础则是理性、自私的国家观念，弱肉强食，“感情”被从国家关系中祛除了。日本在近代向西方的学习中转向了理性、自私的国家观念和以“实力”、“利益”为基础的外交哲学，弱肉强食成为它的对外关系的本能，而“感情”不再是它在对外关系中要考虑的因素。日本的“脱亚入欧”，“与强者为伍”，表明了它在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的转变中转向信奉弱肉强食的民族国家观念。然而，在这样的国际秩序巨变之后，中国人却因为深厚的“文化心理积淀”而习惯地从感情的角度来看待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对“日本鬼子”有怨恨，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良心发现，悔过自新。于是，直至战后，中国对日关系中的感情化思维与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中日之间在共同历史问题上的许多分歧与争论，大概正由于这一落差的存在。近代以来世界和东亚地区国际秩序和体系的变迁，则又是造成这一落差的重要原因。
“正确”历史观的分歧还是结构现实主义矛盾？
冷战后时代尤其是最近几年凸显出来的中日矛盾，包括多个层次、多个方面的内容，既有国际战略上的分歧、军备扩展上的安全困境、东海油气资源之争，又有钓鱼岛领土主权之争和在台湾问题上或明或暗的博弈等等，历史问题其实只不过是中日之间众多矛盾的一种。但是，历史问题却最为突出，显示为两国政治关系的一大核心性问题。从逻辑上说，找出因果关系是解决矛盾的前提。如果中日矛盾的许多方面不是由历史问题引起的，那么从历史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就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了。由于中日双方都觉得历史问题还没有理顺，希望共同历史研究能解开“历史的结”。但是，共同历史研究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历史问题在中日矛盾中到底占多大的分量。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中日矛盾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还是国际政治上结构现实主义方面的原因？
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固然有史料掌握不对等的原因，但是，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本身都不承认，或对侵略加以美化，把侵略说成是为了解放亚洲人民，这恐怕就不是共享史料所能够解决的了。笔者在数年前阅读由日本历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一书时感到的震惊，大概是任何一个在中国接受过近现代历史教育的人都同样能感受到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是出于对细川1993年关于“侵略战争”说法的不满和反驳，是希望“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要把“正确的历史观和正确的国体论”传授给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何谓他们所认为的“正确的历史观”？窥一斑而知全豹，以下从该书中摘出一些说法：
日本的战争责任常常被人们提起，但是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责。国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时，弱国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有重要责任。当时的清国和朝鲜就是这样。（6页）
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被称为军国日本，但是军国日本与西方势力的入侵进行了斗争。与西方势力斗争是日本的使命，明治时期的日本与这种命运相抗争，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8页）
建设满洲国是满洲人的希望。（19页）
……对白人的殖民统治感到愤怒的日本提议把实现种族平等作为世界的原则……为了实现种族平等，终于发生了大东亚战争……（61页）
欧美人绝不谢罪……（英国人）侵略最激烈的时候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期，侵略者作为英国兴盛的英雄受到称赞。如果英国政府就侵略进行谢罪，国家的功臣和民族的英雄都将成为罪人，英国人就会丧失民族自豪感和为民族而献身的爱国心。在人类的生存斗争中，侵略是正确的……美国人杀害印第安人，掠夺他们的土地，在第三者看来，这是难以容忍的残暴行为。但是，如果不这样，就不可能出现美国这个国家。美国人杀气腾腾，进行席卷北美大陆的侵略，正是美国辉煌的建国史……如果美国谢罪会怎样？……美国人绝不谢罪。生存斗争不需要谢罪。胜利就是正义。这是因为，如果谢罪，就会使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变成了罪人，使国民丧失了爱国心……连进行利己性侵略的白人都不谢罪，为什么为抵抗而战的日本必须谢罪呢？我们为解放亚洲而进行殊死战斗引以为豪，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卑躬屈膝地谢罪，只会抹杀功绩，不断诱发忘恩负义的谴责。（76-77页）
已经不必引用更多了，全书充斥着这种强词夺理的历史观。这种“正确的历史观”与我们中国人对正确历史观的认识之间何止相差十万八千里！中国给予国民的历史教育，包含一个毋庸明说的前提，即给予国民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显然，中国与日本右翼历史学家之间如此严重的历史观分歧，绝不是通过共享史料、交流观点所能消弭的。再说，日本国内大多数左翼历史学家与少数右翼历史学家之间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已经争论了许多年，结果仍然是各说各话；韩日之间已经完成的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也以各说各话收场，那么，现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达成历史观的共识呢？
对中日矛盾的另一种解释，则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肯尼思·沃尔兹在其《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认为，作为单元的国家处于国际政治的体系和结构之中，其对外政策受国际体系和结构的主导，不管国内的政权性质和意识形态如何，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体系和结构时，会作出相同的对外政策反应。依此来看待冷战后的中日矛盾，则主要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和国力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带来了两国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的变动，从而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中日在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上的结构性矛盾就是由两国权力变化后所处的国际体系和结构造成的，而资源之争、领土主权之争等矛盾则加深了权力变化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快速、国力明显增长的中国和经济相对衰落、在东亚地区的第一强国地位受到中国挑战的日本，都容易产生对抗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历史认识问题的凸显，是受了对抗性民族主义情绪的诱发。如果依此来看，则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中日之间在冷战后的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反映。
对中日矛盾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我们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而以上两种解释是相互否证的，关于历史观分歧的观点是从国内因素来解释中日矛盾的原因，其解决问题的思路自然就导向共同历史研究；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则从具有外在客观性的国际体系和结构来解释中日矛盾，其解决的思路只能是寻求两国力量对比和国际体系与国际结构本身的变迁，但国家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几乎是一种规律。这两种解释都有缺陷。历史问题毕竟只是中日矛盾的一个方面，即使共同历史观达成了，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恐怕也是难以消除的；而结构现实主义因为忽视了国内因素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而被人诟病，它是一种片面的学说。中日矛盾的多层次和多面性，事实上将要求综合性解释，在实践上也需要采用多种手段来化解矛盾。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正是化解中日矛盾的手段之一。
官方的历史还是民间的历史？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虽然是两国政府间的协议，但表明要以纯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无疑是非常明智的。但是，就像前几年中日韩三国历史学家共同编著历史教科书活动一样，虽然没有浓重的官方色彩，却并非就代表真正的民间立场。历史学家本身属于社会的知识阶层，他们对历史的解释未必触及或考虑到社会底层的历史经验和意见。现在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既然是两国官方通过正式外交途径达成的合作项目，目标是达成国家层面上的历史共识，双方参与研究活动的历史学家也是代表各自国家的，因此，更应该视为官方的历史研究活动。
而真正的社会底层对于中日历史的看法，在于直接经验的感受，没有被“纯学术”所净化，也不同于官方的立场，事实上中日两国官方在历史问题上已经达成的许多谅解与共识，民间并未跟上。那些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灌水表达意见的人，虽然号称“民间”，却是懂得表达的；那些向日本提出民间索赔的人，也是已经懂得法律渠道的。而像我母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几乎完全不认字，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童年时代经历过日本人空袭的人，有想法也无法通过任何公开的、甚至“大众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人，既不知道有民间索赔这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就是“民间”，才是代表真正的民间立场。
我母亲对于“日本人”的看法已经在心中埋藏了六七十年，我也是在最近几年才听说她的童年经历和她的“日本观”的。在她六七岁的时候，即大概在1940年前后，日本的飞机经常向温州城里投炸弹空袭，每当空袭的警报拉响，大人们就拉着小孩往郊区逃命，那种惊恐和常见的血淋淋的场面，给她童年时代留下的心理阴影一直难以释怀。但更严重的后果是家庭的破碎。我外公外婆原是温州一家油纸伞厂的工人，当时的无产阶级。在日本人的侵略下，工厂倒闭了，外公外婆就失业了，很快变得衣食无着，结果我老实巴交的外公沦为了乞丐，后来不知所终。而我外婆带着我母亲改嫁到了乡下的山区。一家人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彻底改变。当我问起母亲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时，她的回答是“痛恨”和“冤仇很深”，“恨不得咬上一口”。我知道，她对日本和日本人没有和解。事实上，在中日在国家层面上达成和解和建交之后，在日本对华经济援助数十年之后，她因为日本侵华而留下的伤痛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得到过补偿。而在中国，不知有多少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不知有多少家庭曾经和正在承受当年日本侵略战争的巨大影响！当历史研究在官方和纯学术的层面上进行时，民间的历史亲历者是没有能力参与的，对于他们，又何时能还以历史的正义性？
但历史首先是亲历者的历史，然后才是知识者叙述的历史。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在底层民间的层面上得到和解。中国政府曾经在对日本的民间外交上取得过卓越的成就，而日本方面在取得中国民间对“日本鬼子”的和解上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只有官方性和学术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中国底层的民间历史经验和对日历史观。只有这样，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才能真正在叙述上达成民间认同的正义性，超越历史才是可能的。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专题文章：
开启中日历史认识的对话
中日关系如何超越历史？
历史“共同研究”的虚与实：跨国学术要“超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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