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中的历史研究与地方性经验
赵世瑜
2007-05-11 21:13:51
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思考学科概念和问题概念的联系问题，即在选择一个研究题目的时候，是应该从学科的角度出发，还是从问题的角度着眼，究竟该从学科已有的体系、框架、概念出发，还是从现实中出现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出发。如果以问题为中心的话，那么经济也就不仅仅是经济，经济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史了。正如李零教授所提及的，在研究宗教及政治范畴的问题时，涉及的一个重要概念，与李伯重教授所提出的经济外延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即我们抛弃宗教、晚清民国引进的西学概念时，所提到的“祀”这个概念。实际上这个“祀”既包含了宗教，也包含了政治的含义。我们都知道有一古语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是指打仗，但是我们忽略了“祀”与“戎”其实有着相同的地位，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二者的关系也是如此，需要同时重视。是对“祀”的重视，也就是对礼仪的重视。
有一个例子让我深受启发：故宫内有很多神威大将军炮，看上去英勇神武，里面是一圈铜一圈铁。这种炮在当时威力很大，对清朝开国功不可没，所以它也逐渐变成了礼仪的一个部分，至今仍旧摆放在故宫里面。这充分证明了“祀”与“戎”的重要性，在今天看来就是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秦晖教授讲到的大规模的民变机制，像天灾人祸、土地兼并以及赋役苛税等肯定是其中的原因，对这个问题目前很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也在致力研究。比如说关于“盗”从何而来，实际上“盗”是一群在文化上不同的人。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族群中，他们的语言将海上的人、山上的人都称为“盗”，是在他们的文献中经常评价为到族群中劫掠的人，这些人和族群之间发生的碰撞导致了区域性的文化上的差异，而差异性也只有在区域文化之中能够发现。
近年来我发现，我们常常被当做“假想敌”，或者是想象中的“异邦”，比如像郭润涛教授也提到过的取消图书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研究中确实是存在这样的现象，90%的资料都是从图书馆里获得的，只有不到10%的材料是从田野中获得的。另外我们不注意“变”，哪怕整个世界处在变化之中，但是我们自身却不注意改变。其实，问题并非产生在“变”的层面，例如图书馆在经济史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最近我和学生去湖南长沙附近一个叫宁乡的地方，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湖南图书馆里，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县的族谱将近1000部，我的学生只是用了40个族谱就做了十几万字的论文。台湾学者常强调作一个研究不可能依赖一种文类，因为一种文类的资料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哪怕是第一档案馆的档案，也有非常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只用一种材料，这是在方法上必须保证的前提。我们在研究宁乡镇宗族谱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人在讲到自己宗族历史的时候，都要讲到从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入境到三藩之乱这段重要的政治改革时期，很多具体的事情都被宗族的人记录在族谱里面，有很多的个人传记，还有一些契约等重要的文字材料被保留在里面。宗族的历史是从清初时期开始记载的，通过大规模的迁徙来到一个地方之后，宗族的成员首先需要获得的是，（通俗的讲就是）在这个地方合法的永久居住权，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耕地和坟山，以此拥有对这些土地的占有权。只有通过田产，才能保障这个家族在这个地方的延续。如果战乱来了，制度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他们不得而知，因此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把土地捐到从唐宋以来建成的那些寺庙里，不断演变之后，寺庙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香火庙；但只有这些庙还不够，还有人会出钱建一些庙，在那里主要是“庵”，作为一块地可以依附的象征，他们会把庙和地一起捐出。到了康熙时期就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变化，这些香火庙都变成了大规模的祠堂。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宗族的建构过程，从地域的变迁可以看到很多经济史的问题。很多地区，在交税的时候是按照“户”来缴纳的，他们所用的名头仍旧是按照最老的户名来延续的，不会更改，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一些问题例如分家等就会产生，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土地过户到庙里，这样，自此以后向官府交税的事情都是由庙里的僧人来做。这样，虽然缴税的事情由寺庙承担，但是户主仍旧保留了户名，以便在寺庙经营不善的时候随时收回这些土地。从这一个看似复杂但很常见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个大的社会变动在不同的地方产生的方式是极其不同的，这些看似相似的结果背后，有着不同的形成原因，比如宗族制度的问题。这既是政治史的问题，也是经济史的问题。就像在寺庙变祠堂的过程中，宗族的人怎样将第一个人放入寺庙，之后7个、33个直到138个，这个过程所包含着各种历史学科可以讨论的问题，从中可以获得各种所需要的资料。这种思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发，当我们再思考大的历史变革事件的时候，比如戊戌变法、太平天国以及洋务运动这些近代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去考虑，而是至少有这样两个角度：是考虑中国的戊戌变法，还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过去是从前者考虑，但现在不能这样看，不能把康有为、梁启超外加慈禧太后的做法看成戊戌变法，而应该从更远的角度去考虑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我曾举过两个例子来讲19世纪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一个是东南沿海的例子，一个是内蒙古的例子。东南沿海的例子发生在宁波，宁波也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宁波和上海很不一样，以往我们看五口通商，都会把它们看成同质性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不同质的。上海是在五口通商之后开埠的，但是宁波早在唐代就已经对外开放，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熟悉如何与外国人接触。因此到19世纪中叶，这种接触已经超过1000年了。所以当时在那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与外国人冲突的事件，规模比发生在广州的事件大很多，打沉了9艘船，但是这个事件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很大震惊，也没有上报朝廷，因为这种冲突古来有之，并不稀奇。（备注：本刊发表此文时未经赵世瑜先生审阅，出现了个别错误，网站文稿近日改正，谨此向赵世瑜先生和广大读者致歉）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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