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4期：伯明翰中心的遗产
陆 扬
2007-05-11 20:58:27
一、科研薄弱的无奈？
2002年英国《卫报》刊登了波利·柯提斯（Polly Curtis）题为《伯明翰文化研究系遭关闭》的一篇文章。文章这样描述了这个历史性的事件：
今天早上伯明翰大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学生发现系门口贴了一张计算机打印的字条：“本系撤除。别无他事。”
伯明翰大学今天上午证实，全球公认作为文化研究策源地的该系确实是在重组之中。虽然未经证实，该系很可能失去11个教职，剩下大约210名学生去向不明，不知9月里会到哪里去读学位。
教师们6月20日即被致信告知，该系将“以目前的形式”关闭。
社会学将被合并到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传媒、文化和社会专业，则将并入应用社会研究所。
学生们当然是非常伤心的。《卫报》引述了该系一位三年级学生劳拉的悲情。劳拉说，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年复一年在教学上都是名列前茅。须知这是全世界第一个文化研究系，但凡讲述文化研究的著作，哪有不提伯明翰的？这里的课程当然是最优秀的。劳拉没有说错，该系在上一年的教学评估中，得了最高分24分。不过，据校方说法，该系的研究好像不是很强。
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前身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中心成立的初衷之一是为亚文化族群，特别是青年亚文化族群作出辩护，它的研究对象是阶级、文化和传播学，在政治上属于新左派。其重视变异文化、青年亚文化和广播文化研究的特点，则被认为是把原来少有人关注的青年一代人的文化生活，放到了学术聚焦的视野之中。20世纪60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无疑给中心提供了大量的批判资源。用中心第二任主任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中心是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在资本主义的光天化日世界里对话难以为继之后，退避学院搭建起来的一个避风港。但是无论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还是对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大众文明”的声讨，中心并不显得特别热心。最初，中心是清一色的研究生教学。
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的撤销，对于文化研究本身，除了一个符号学意义上的失落，应是无伤大体的。许多院所已经纷纷开设文化研究课程，所以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学生即便惊诧不解，对其学业倒也无妨，大多数课程可以继续开设下去，因为专业并没有取消，而是重组，这也是校方愿意强调的说法：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是经历了重组，因为它没有通过是年的研究考评。
研究考评就是我们所说的科研考评。它或者可以显示科研第一的办学方针是被贯彻得多么无情无义。伯明翰中心的最终消失与政治其实关系不大，毋宁说是反映了英国高等教育机制内部的压力。这压力似乎是无所不在的，据称高教劳工部长的迫切使命之一，就是要让英国50％的学生都可以上大学。与此同时，许多奖学金项目纷纷落马，导致学生的债务直线上升。牛津、剑桥这样的老牌名校可以理直气壮，不断拉涨学费，一些财力捉襟见肘的新校，就只有广开门路，多多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所以科研经费的竞争，说它已经关乎许多学校的生存问题，也不为过。此外教工薪酬和工作条件持续滑坡，高等教育面临的就业危机则反过来与日俱增，这一切不稳定因素，足以显示伯明翰中心的关闭并非偶然。其他高校的类似系所多同命相连，莱塞斯特（Leiceser）大学关闭了它享有盛誉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一样叫人颇费思量。这一股流行一时的关闭之风，被认为是标记了英国尝试高校重组的一个开端。重组的目标是提高财务状况良好的研究机构的竞争力，将之推向全球市场，同时使政府对高校事物的参与可以惠及每一个国民。
但即便如此，伯明翰中心的关闭，还是显得突兀。因为如前所述，中心前不久还在政府的教学评估中得到最高分数。社会学的教学计划也经历了评估，从政府公布的数字来看，被认为是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最好的本科生教学。照市场逻辑来看，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率不断提高，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纷至沓来，显然都是成功的标记。看来问题是出在“科研”上面。关闭伯明翰中心的基本理由是它在政府研究性评估中表现不佳。评估本身不消说是多有争议的。比方说，由于一些系所擅长此道，导致评估优秀的单元数量急遽膨胀。此外同行评估，更是成为争议的焦点。因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假如可以挑出竞争对手的毛病，进而置对手于死地，即便是殚精竭虑，同行评估人也绝不会善罢甘休。评估小组逐系审读每一个教工的成果，根据业绩来分派预算。教学优秀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伯明翰校方的要求，是各系的考评不得低于4分，这是通行全国的优秀基准。而2001年的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恰恰是在这个基准之下，分数是3a。因此，不乏有人将中心的关闭归结为同道的妒忌。
伯明翰中心的撤除，可以说是全盛时期突遭厄运，它是不是意味着文化研究的气数已尽？答案是否定的。在许多人看来，它更像是文化研究将另起炉灶。中心的薪火相传已经完成，仅就伯明翰大学来看，今日许多其他系所的专业和教师，也在潜心从事CCCS传统的文化研究。总而言之，“文化研究”我们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罢，它委实是已经无所不在了，其全球范围内的畅行标志着学术热点和专业的重组，这个重组已经不需要伯明翰中心神话，中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伯明翰中心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它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景，又意味着什么呢？
二、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今天看来，对伯明翰中心的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四个人物：理查·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 P. 汤普森和斯图亚特·霍尔。其中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可视为中心传统的第一代传人。中心第一任主任霍加特1957年出版的《有文化的用途》一书，聚焦二战之后的英国平民阶层日常生活，研讨消费文化的社会影响，堪称为一部破冰之作。随着这类研究日渐系统化，人文学科的松散边界和社会科学的森严高墙之间，终于诞生了文化研究这个新兴学科。威廉斯是剑桥出身，教职亦在剑桥，一生之中是否到过伯明翰，都有待考证。但是威廉斯当仁不让的是文化研究的“教父”。他早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被认为是向“文化”、“艺术”、“民主”这些奄奄一息的陈旧概念发起的挑战，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使之尝试表述人类经验的多元异质性。同年他提出的“文化是普通平凡的”（culture is ordinary）的思想，后来成为伯明翰中心的标志性纲领，它意味着普通人的日常文化将要替代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的高雅文化，文化将被视为一个意义创造的过程，而文化研究将要着重考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其间给不同过程设定边界的权力关系，尤为引人注目。文本的文化、日常生活的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电影、艺术以及身体文化等等，籍此纷纷步入大雅之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谈伯明翰传统时一般较少关注的E. P. 汤普森。汤普森的思想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1963年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之日即告轰动，因为它写的是显然已被遗忘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历史。汤普森抽丝剥茧、细致发掘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之中的文化内核的努力，后来都被霍尔和他周围的学者移植过去，以此为纲来研究下层阶级消费文化现象。汤普森的父亲是作家和诗人，同样出身剑桥的他，年轻时也有志于诗人生涯，后来却走上了学术道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作者开宗明义，“阶级”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概念。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日复一日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自身的形成过程之中。要之，阶级就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阶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面目相异、看来全不相干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之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总之，它是确确实实发生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汤普森对阶级的这一描述或者说定义，明确地将阶级的产生定位在阶级成员的共同利益上面，进而将在这共同利益发生的阶级经历定位在生产关系上面，同时用文化意识形态来解释此种经历的发生，显而易见，这体现了作者标举的他的“独立马克思主义”立场。
适因于此，作者从两个方面重申了他动态形式的阶级阐释立场。首先，他指出把阶级理解为某一种既定的“东西”，是对马克思的误读。这种观点既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且也对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贻害匪浅。这是针对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之物，其存在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诸如多少人处在怎样的生产关系之中，等等，而一旦阶级存在测算出来，作为上层建筑的阶级觉悟，也就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的论调来说的。对此汤普森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认为它是把肤浅的、多有漏洞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其次，他指出有人反过来对阶级持虚无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认为阶级从来没有发生过，纯然是概念猜想。由此出现另一种说法，即：承认工人阶级存在，而且不无准确地可以界定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但是阶级觉悟被无情否定，判定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坏东西。对于这两种观点，汤普森的看法是，假如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么就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盖言之，阶级是在社会和文化中形成，它既形成自经济中，也形成自文化中。而文化的因素，在阶级的说明中，恰恰是久被忽略了。
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的文化思想在以霍加特的继承人、牙买加血统的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中心第二代传人看来，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霍尔谓之“文化主义”。虽然，霍尔本人也自诩为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他身上实际上已经可以很典型地体现出与文化研究相比不说后来居上，至少也可以并驾齐驱的结构主义方法。实际上霍尔对威廉斯和汤普森是有所非议的，如《解构“大众”笔记》一文中，他在比较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方法的短长得失时指出，威廉斯和汤普森的弱点在于将文化分解还原到社会和历史之中，而结构主义则强调文化是无以还原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一种指义活动，而且文化具有它自己的确定性产品，那就是意义。霍尔本人的著名文章《电视话语的制码和解码》，用的就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方法。虽然，中心名义上是坚持了探索特定文化实践如何表达了特定阶级经验的“文化主义”路线，对于结构主义的关注和热情并未因此稍减，文化如何在特定的结构形态中获取意义，因此成为文化研究的另一个主流方法。
据此观之，威廉斯和汤普森的传统就是混淆了文化和其他活动的界限，而把社会整体视作一个表述性的概念，其间一切文化模式万宗归一，被化解成为一个统一单元。而如果经济的因素和文化的因素浑沌无分，那么实际上两者之间的种种决定性因素，恐怕也就无从分辨。所以文化主义的方法虽然就特定历史事件、文本、过程的研究产生了丰富成果，却忽略了从它的分析对象中抽绎出带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来！由是观之，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区别，从其源头上看，未始不是大陆理性主义和英美经验主义的一个区别。
我们可以发现，伯明翰传统的第一代传人大都具有文学的背景。不说汤普森的诗人情怀，霍加特和威廉斯当初的专业都是文学批评。文学有悲天悯人的天性，所以他们的文化研究把普天下苍生的喜怒哀乐都纳入关怀的视野，思想起来也该是顺理成章。威廉斯反对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来解释各种社会实践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但是实际上，文化研究一路通行下来，反而被认为是强化了马克思坚决反对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唯心主义两分，虽然，两者的等价实际上是给颠倒了过来。威廉斯认为文化应被视为一种文化和社会过程，难分难解地牵缠着其他社会过程的种种成分。故此，文化批判的首要任务，即是深入调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勾画出它们的关系模态。但是威廉斯这一将文化界定为全部生活方式的立场，却受到汤普森的强烈反对，原委是威廉斯作如是观排斥了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故文化的过程，莫若被视为一个人类无穷尽渴望发现新的表达方式、渴望其生活经验具有新的意义的过程，而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阶级剥削存在，文化就必然是一个斗争的场所。但是，虽则威廉斯和汤普森一个强调共同文化，一个强调文化内部的斗争，但可以看出两人都坚持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不可能脱离其他社会关系来加阐释。否定经济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否定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反之，文化实践如何为经济关系所形构，将始终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课题。
结构主义对文化研究的直接影响，主要是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认为自己秉承了马克思的传统：视文化取决于经济基础，同时视文化的研究为一独立自足的理论探索领域。因此他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存在，强调观念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自动产生，相反，它们是由物质经验所影响产生，是由学校、家庭、工会这样一些机构所加工形成。但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并不意味着消抹差异，这与威廉斯和汤普森的不同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分享着共同物质基础的理论，是有区别的。对阿尔都塞来说，物质性具有形形色色的不同模态，而他所要致力于说明的，恰恰是意识形态机器不同于其他社会实践的效果和机制。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还与个人的主体建构有关。他认为个人只有采纳各色通过意识形态机器而得造就的“主体立场”之后，才有可能切近或理解其生活经验的意义。反过来看，意识形态机器，只有当它所涉及的个人站定立场之后，方才具有物质效果。同理，主体这个概念也只有当意识形态具备“建构”具体个人为主体的功能时，方才渴望建构意识形态。由此，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这一双重建构之中得以显示出来。这样看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不是别的，它莫若说就是自身物质形式的功能过程。
伯明翰中心并没有全盘接受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如对后者的意识形态功能主义描述，就不以为然。认为它既不足以充分解释被统治集团抵制甚或颠覆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努力，也不足以就大众文化内部的矛盾作充分的理论说明。同样中心也很不情愿用哪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文化，而更愿意强调文化本土的、异态纷呈的散漫性质，而这就不是哪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严格逻辑可以游刃有余应付下来的了。但即便如此，阿尔都塞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是深远的。霍尔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过，他反对阿尔都塞的一些立场，但是阿尔都塞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便阿尔都塞现在已经显得过时，他也始终承认这一点。从总体上看，阿尔都塞对于伯明翰学派的最大影响在于，他使文化研究得以偏离文化主义的整体描述性方法，重视差异，把每一种社会实践理解为自身具有相对独立内在法则的复杂单元。
伯明翰中心在霍尔主持下，很快成为享誉寰宇的文化研究大本营，但这并非不可思议，它的大多数纲领性文件，一开始都是在中心油印的刊物上流传，然后才被收入各种文集。这一出版形式，或许本身可以显示中心从一开始，就怎样艰苦奋斗在学术中心的边缘上面。上世纪80年代，中心与社会学专业合并建系，结果是重建了社会学也重建了文化研究的构架。伯明翰校方对新建的系有明确的要求，要求它招收本科生，它的研究方向自然也得有所改变。同时新一代的教师充实进来，新的领域如技术、公民义务、环境科学等等，纷纷开辟出来。这是标新立异呢，还是与时俱进呢，似乎也难一言定断。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研究的领域拓展下来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三、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
无论是就当代中国还是全球化的视域来看，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是来自伯明翰和法兰克福这两个学派。两者都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其使命感也较为明显。比如它们都追求社会正义，都毫不掩饰要抵抗、规避、最终颠覆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尤其是伯明翰的传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不仅仅满足于纸上谈兵。文化研究的一个原则，因此便是理论必须付诸实践，而实践必须给予理论概括。的确，比较伯明翰和法兰克福学派这两个传统，很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两者都充分重视文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出演的重要角色，两者都自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同时又反对这一立场的经济决定论阐释，而且两者都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保守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切都使人有理由相信两个传统之间应当有所沟通和论争。但多少令人有些迷惑的是，后来居上、风头呼啦啦就盖过前者的伯明翰学派，对法兰克福学派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批判理论，基本上是置若罔闻。伯明翰同法兰克福有什么过节吗？这里头又有什么玄机？加拿大学者沙恩·冈斯特（Shane Gunster）在他2004年出版的《利用文化：文化研究的批判理论》一书中，对文化研究的这两个理论渊源有过堪称深入的比较。说实话，国内就这两个学派的比较分析并不多见，就是见到也多流于浮皮潦草，被讥笑为比较文学引为大忌的“平行比较”，所以冈斯特的有些看法，是可以使人折服的。
比如，冈斯特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思想之所以没有得到伯明翰学派的充分重视，是与文化研究第一代传人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加特的影响有关。伯明翰中心开张之初，目标之一即是改写阿诺德的精英主义文化定义。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阿诺德把文化的目标定义为消灭类别，将最好的思想传统发扬光大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威廉斯针锋相对提出的“文化是普通平凡的”，则可兼容汤普森视文化为斗争的立场，为把文化重新定义为各种不同力量的社会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文化意味着人们将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如阿诺德定义的那样，把文化看作是一种典范，将种种异质实践包裹起来。换言之，不是将文化定义在文本上面，纸上谈兵而忽略生动的生活。阿多诺猛烈抨击大众文化，这样看来，与阿诺德认同文化为最优秀思想的遗产的定义模式，是不谋而合，也是如出一辙。阿多诺对先锋实验性艺术作品表现出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他深恶痛绝流行音乐、甚至爵士音乐，而通力标举秉承自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据此也满可以判定其为认同资产阶级的美学趣味，认同大写的高雅文化而不是复数的通俗文化。应当说，冈斯特的这些看法，大体是言之成理的。
在《解构“大众”笔记》一文中，霍尔有一句名言是“普通人并不是文化白痴”（ordinary people are not cultural dopes）。这个口号和当年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文化是普通平凡的”，可视为文化研究一先一后、一脉相承的两个标识。比较法兰克福学派，霍尔的这个口号不妨说是针对批判理论中视大众为消极被动受众的思想而来，这也许可以说明伯明翰中心与法兰克福学派这两个最关注文化研究的传统，为什么事实上是少有交往。霍尔本人就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而视卢卡契、戈尔德曼和法兰克福学派之迅速被法国结构主义替代，为当代英国精神生活中最意味深长的事件。当然，紧随着结构主义而来的是后结构主义，城头变幻大王旗，学术风向更替迅捷，转眼就完成了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过渡。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伯明翰中心统共发表过一篇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那是1974年斯莱特（Phil Slater）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发表在中心的刊物《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是年秋季号上。作者以当时走红的一批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拉康、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作背景，详实介绍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但斯莱特的结论是阿多诺的著作同批判美学的实践并不相干，理由是阿多诺视大众为听凭操纵的愚氓，派定大众文化就是如是操纵大众的愚民机器。阿多诺的对立面是布莱希特、本雅明的文化观。不消说，作者的立场是在后者而不是前者一边。斯莱特的看法，在伯明翰学派的其他成员中，应当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伯明翰传统的后起之秀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在他的两篇文章中也议及过文化工业理论，这两篇文章是《传媒理论、社会理论》和《“大众”的政治与大众文化》。本内特承认法兰克福学派将意识形态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日程上来是一大贡献，但是同样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没有就如何改变现实提出建设性的看法，这就使大众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难以为继，变得毫无意义。在本内特看来，文化工业理论之所以不可取，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分析方法上的缺陷，更因为是它对大众文化取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态度。盖言之，阿多诺的文化理论肯定是没有受到伯明翰学派的充分重视，往好说，它被认为是体现了一种历史的批判价值，往糟说，它就成了反批判的讽刺对象，或者干脆就被忽略不计。本内特甚至把法兰克福学派同文化主义的先声阿诺德－利维斯主义并论，谓研究大众文化同时又它采取敌对立场，满心想要用“高雅文化”来取而代之，这一观点不仅是改良主义批评家如F. R. 利维斯所持的立场，而且说来奇怪，它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同样风行不衰，特别是在阿多诺、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著作之中，这近乎讽嘲了。比较看来，本雅明受到的待遇要好一些，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的观点每被引用，但总体上看，本雅明的文化思想同样没有得到重视。
那么反过来，站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上，伯明翰学派又是怎样？首先，伯明翰学派自身对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性质眼开眼闭，这对于阿多诺指责的文化工业产品因伪个性化而意义缺失、因标准化而千篇一律，因陈腐平庸而不见文化传统的辩驳足以令人信服吗？显然未必。其风靡一时的抵抗理论的提出，由是观之，是不是就成为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不仅如此，判定阿多诺一心想用“高雅”文化来替代“低俗”文化，也显得牵强。因为显而易见在阿多诺看来，两者都是中了资本主义的流毒。视商品形式本身为罪魁祸首，这里面究竟又有多少过错？故阿多诺的理论目标，最终应是揭示资本主义文化的集权主义性质，而不是简单回归一个含情脉脉的过去；是以艺术以往原本应当具有的样式，来对照今日粗制滥造的商业文化产品。批判的锋芒因此是针对未来，而不是回归过去。如此看来，伯明翰中心是拒绝了阿多诺的上述比较方法，而致力于将文化的确实性落实到每一种文化实践上面。问题是，这样一种看上去是无分差异的立场，是不是同样存在弊病，比如它是不是把工人阶级的文化浪漫化了？
四、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
伯明翰传统的文化研究东进传入中国，成为学人普遍关注的对象，盘算起来不过是十年之间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这认真算来还不满十年的光景里，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在高校的各个院系之间攻城略地，完成了从舶来到本土化的历史转型。就此而言，在一切西学东渐当中，称今日中国的文化研究同它的西方理论资源策源地具有最大的同步性，应当不是夸张。
关于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本文作者正在编写教育部一本以本科生为对象的“十一五”规划教材《文化研究概论》，承蒙美国杜克大学的刘康教授相助，给我发来了他为这本教材撰写的两个章节。刘康年年飞回他的母校南京大学开设讲座，文化研究又是他的主业所在，所以比较中西来谈这个话题，他实在是学制体系里最好的人选。所以不妨借花献佛，下面让我引用他的观点，看看文化研究在中国可以怎样建树起我们自己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色的理论体系。
首先，学术范式和理论的转型变迁无疑也是当代世界深刻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我们现有的学术范式、理论和建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世界飞速和深刻的变化。中国知识和学术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经历了批判、否定、重建和再批判、再反思的复杂过程，总体的脉络是否定前三十多年受前苏联影响的旧模式，建立仿效欧美的新模式。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紧跟当代西方学术主流的量化和实证模式争议尚少。然而在人文领域里，究竟是跟从西方20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现代传统，还是汲取20世纪后期的后结构主义激进批判潮流？这一点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是足资借鉴的。
文化研究对知识生产和传播、学术建制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高度自省和批判精神，对我们把握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建制的转型，应是非常有益的。在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无论是固有的意识形态和进口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要害均是缺少历史和现实的自省和批判意识，而往往采取一种真理在握、大权在握的立场，这跟它们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密切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批判立场。转型期的中国的确最急迫、最热切地寻求着重建和创新，但缺乏历史感、缺少自省和批判意识的学术大跃进，则很容易导致基础不牢、材料劣质、工艺粗糙、产品低劣的结果。针对社会普遍浮躁、生产方式粗放、产品低端、社会价值观极为多元混乱的弊端，人文与社会科学需要提出清醒、理性和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而不是做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附庸和吹鼓手，更不应该替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大唱赞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质上应为公共利益、为社会公正服务，揭露、抨击、批判一切侵犯公共利益和非正义的言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所坚持的左翼立场具有普遍意义。
具体来看，关注当代问题首先要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历史视野。中国的文化研究应当把握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性经验和现代的新文化传统，尤其是1949年建国以来的文化实践，把当代中国的文化放在这个历史纵深的坐标里，来认识当代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断裂。横向的全球化的坐标现在越来越受重视，尤其是在研究当代传媒、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时，普遍的观念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全球化文化网络以内。但是如果不对历史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来的文化史有深刻把握，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即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化的大众传媒与文化、知识精英三者之间极其错综复杂、相互对立交织互动的关系。
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课题，如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身份认同、性别、族裔和民族主义等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同样重要的问题，有些则并不构成核心问题。如果为中国文化研究开列一个研究日程表和课题排行榜，肯定跟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相对西方文化研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否定性的基本导向，中国文化研究既需要对文化商品化、商品拜物教和取消公共关怀倾向作尖锐批判，又应该强调文化创新、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
对于刘康上面的看法，本文作者完全赞成。的确，今天中国非常需要文化研究学者当年的批判锋芒和创新精神，伯明翰中心的遗产相信是可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扬光大的。因为它将最终有助于我们针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和知识生产状况，提出中国的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文化创新、知识创新的方案。
参考文献：
[1]Shane Gunster, Capitalizing on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for Cultural Stud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2] Raphael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Boston: Routledge, 1981.
[3]Stuart Hall,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1979,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33-34.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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