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刘 康
2007-05-11 20:56:20
对话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化研究》杂志主编，刘 康 美国杜克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
地 点：北卡罗莱纳大学校园
时 间：2007年3月1日
北卡大学教堂山校园（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与杜克大学相距仅数公里，同处于北卡州研究三角园区（RTP）。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是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出生在纽约，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师从文化研究领军人斯图尔特·霍尔。他撰写和主编的大量论著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许多成为经典性论著。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二十年来，该杂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解释与改造
刘康（以下简称刘）：我们正计划在中国就文化研究这个领域作新的探索和推广，其中主要研究对象是在中国发展迅猛的传媒和大众文化。这也是英语国家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最近成立了南京大学—杜克大学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计划在中国举办一系列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的国际会议、研讨班。很高兴你今年能够去中国参与这项中国的学科建设活动。这是你首次去中国吗？
格罗斯伯格（以下简称格）：我去过香港、台湾。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也熟悉。能够去中国大陆是很激动的事情。我们杂志做过一期香港文化的专辑，下次就希望请你来主编一期中国（大陆）文化专辑。
刘：今天我们的对话是合作的开端。首先想请你谈一谈文化研究的目标和宗旨是什么，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学术时尚吗？还是如同包括你在内的许多学者希望的，是学者社会参与的一种方式？
格：文化研究是非常多样化的领域，我只能讲一下我是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今天，文化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是很热门的，一个原因是它看上去很“性感”，被包装推销成为一种时尚。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最近的大气候普遍向右转，保守主义盛行，左翼批判理论、批判研究备受美国主流传媒攻击。所以许多学者迁移到文化研究的大旗下，希望继续做文化批判和理论研究。此外不少人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传媒和大众文化。
刘：是否可以说理论（包括文化理论、批判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及传媒和大众文化研究构成了文化研究的两个支柱？
格：还有一个就是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三者构成了文化研究的主要方面。不过我认为文化研究的目的并非这三者。你一开始就提到社会参与，这是关键。文化研究的目的在我看来，就是让我们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从而积极改变社会。我自认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我们不但要解释世界，我们还要改造世界。如何改造世界？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社会存在看成为各种关系的总和及系统。现在不同学科的宗旨是要把总体复杂性割开来，切割成各自独立的小块，如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等，这样做就容易忽略总体性，跟不同的社会关系割裂开来。威廉姆斯说，文化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构成的全部，是社会生活的所有相互关系。这就是文化研究的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ity）。
刘：总体性和学科交叉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如何实行学科交叉？
格：讲一个伯明翰大学的故事。霍尔有一天收到社会学系主任的信，说有谣传你们想研究社会学，但是你们这些人哪里有学术资格来从事社会学啊？霍尔的回答是：我们不想做你们的社会学，我们要做的是社会学本来应该研究的东西，社会学成了一个学科就做不了它应该做的事了，所以由我们来做！要研究社会学问题就必须研究文化层面的问题，社会问题、经济和政治问题都有话语表述的重要层面或文化层面。把它们割裂开来，是不同学科的目的，不是文化研究的目的。我们要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
刘：但是要真正做到学科交叉是很难的。人文学科的方法是文本解读和哲学的反思与推理，而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则多半是应用数学模式来对经验和实证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社会科学依靠的是统计、民意测验等等，而人文学科主要是学者个人对文本的阐释。这两者结合起来非常困难。我的许多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中国同行过去研究文学，现在改为研究电影了，但是在方法上是不需要改变的，对电影的文本细读和对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没有什么大区别。而我近来从事传媒研究，研究中国电视，特别是电视剧，电视剧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比电影要大多了。但是文本细读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其收视率、受众的反应和接受等等，其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是无法靠学者个人的文本细读来了解把握的，一定要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包括问卷、访谈、田野调查等）。所以就碰到了我自己的人文背景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如何交叉形成跨学科的问题。
格：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某一专业的学术研究断章取义地为我所用。如要讨论一个经济问题，不管我自己懂不懂，截取某个经济学家的貌似相似的看法，拿来支持我自己的观点，万事大吉。这是很糟糕的文化研究。我们绝不能简单采取这种拿来主义的方法。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对包括经济、政治、哲学、历史在内的各种领域的整体社会关系的把握，是对各个学科的挑战，是打破学科之间的疆界。要做到这点，我们首先要尊重各传统学科的范式和原理，要去深入认识这些学科的内容，对它们的经验和实证的研究对象有完整的把握。我前几年曾经拿了一年学术休假，专门到北卡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简称）经济系去，像一个本科生一样，老老实实从经济学的ABC学起，什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等等，整整学了一年。当然只学了些皮毛，但有助于我真正了解经济学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们需要结交各种学科的志同道合者，建立各种意想不到的、稀奇古怪的学术同盟。譬如说，我们非常需要跟自然科学家联合，大多自然科学家都非常关注社会问题，从社会全局来思考科学和技术。我们应该努力建立与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文化研究在方法上是一定要结合文本解读和实证研究、数据统计的。
刘：我们面对的是学科专业化越来越强的势头。美国和西方大学的学科专业化和壁垒早就建成，学术分工越来越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专业术语和数学公式越来越难以为普通人理解。与此同时，斯皮娃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德勒兹、齐泽克的理论也让人望而生畏。经济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各自说着专业术语，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他们讨论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是同一问题：人的利益和尊严。
格：但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中间还有广阔的空间。我们需要在教育改革上面下功夫，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理解文化理论家与经济学家们各自究竟在讲什么问题。我的一个朋友是动物学家，他有个项目是研究章鱼，他聚集了十几个科学家，来自微生物学、计算机、遗传学等等不同领域，各自讲着不同的术语和知识体系，但他们围绕着共同的章鱼问题，不断发现一种共同语言。从问题出发，这可能让我们把不同专业的人串联在一起。
关键时刻的“激进语境主义”
刘：学科交叉和合作研究目前受到广泛重视。杜克大学现在的校训和战略核心就是学科交叉。但这不应该是文化研究的全部意义，否则文化研究与学科交叉岂不是一回事了？
格：学科交叉只是文化研究的手段之一。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对当代社会作整体把握，从而寻找改革的方法和途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激进的语境主义”(radical contextualism or contextuality)。我们的知识探索并非要创建一门新学科、新领域，而是研究问题的语境。文化研究的特征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语境的关系作全面研究。我曾经研究过摇滚乐。我对摇滚的兴趣不限于流行音乐，我最感兴趣的是摇滚乐产生的那个历史年代的语境，社会和政治运动，通过摇滚来了解那个语境，发现摇滚的当代意义。所以说，语境就是文化研究的对象和目标。我们的出发点是对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对学科建树的关注。我们的学术专长因语境而异。昨天我关心摇滚，因为摇滚跟昨天的社会政治语境关联密切。今天我则应该关注互联网、新媒体，因为语境变了。学术专长是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而变的，唯一不变的是对当代的关注。
刘：关注当代始终是文化研究的特征，体现了文化研究鲜明的社会干预精神。我自己对文化研究特别是传媒研究的关注就是如此。我本来是研究比较文学的，进入传媒和大众文化领域，完全出于偶然。1996年我跟我大学同班同学李希光等合写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我的同学是新华社记者，当时正在《华盛顿邮报》访问。这个时刻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歪曲和抹黑报道达到高潮，出于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对传媒的社会影响力的关注，我们就写了这本书。因为传媒影响力对中美关系、国际关系，以及中国的社会价值观等等都很重要，我们作为学者和记者，都是有感而发。没想到这本书一下畅销，我也从此被卷入进去，而且一发不可收，更多地涉足传媒。
格：我很喜欢你讲的你自己进入传媒的故事，这正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很棒的例子。你当时关心的是重要的现实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这是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出发点。做文化研究有两个弊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首先是理论先行。不少学者理论家都是对当代的事情事先就有了答案。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或从德勒兹、从拉康或齐泽克的角度看事物，跟理论一一对应。再一个就是对政治问题早有先见之明，比如说看一个问题首先把它定性为身份认同问题和种族问题，最后发现的就是自己早就明白的东西，一点新鲜东西都没有，完全不能让我们惊讶。对我们来讲，需要从问题出发，理论是为理解问题而用的，理论是福柯所谓的“工具匣子”。有些理论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问题，另外的问题则无能为力。所以我们绝不能理论先行、政治框框先行，而是要从问题出发，从事件出发。文化研究是围绕事件和问题展开的学术实践。
刘：理论是具体历史条件和语境的产物。我们一开始就要把理论语境化。我们应该把理论、文本、语境这三者都激进地语境化（radically contextualize theory, text and context）。
格：说得好。我现在正在写一篇文章来思考如何把“语境”这个概念语境化。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福柯、德勒兹，都是语境主义的理论，关注全局关注语境。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语境的复杂性？出发点是什么？文化研究的切入点是文化、文本和话语，这就是我们思考语境复杂性的出发点。语境的问题是个总体性的问题，是串联/表述的统一和差异的统一（an articulated unity or unity of difference）。articulation（串联/连接/表述）是一个关键词，霍尔反复强调这点。这是我们把握语境和总体性的关键。霍尔在二十年前跟我有一次对话，谈了后现代主义和他的articulation的理论。他指出，这个词在英文里有双重意义，一是清晰表述，一是把不同的东西串联、连接起来，形成新的统一体。统一体是不同元素的串联、连接，本来没有本质的联系。串联/表述理论是一语双关，既考虑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个话语内是如何串联和表述的，也探究它们在特定的关键时刻（conjuncture）是如何跟特定的政治主题建立连接和断开连接的。串联/表述的概念是讲意识形态和社会和文化力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关联性的，在霍尔的思想中，是跟语言和话语的运作方式十分相近。
思考关键时刻：西方与中国
刘：我们常常谈论当代的关键时刻或危机来临的时刻（conjuncture）这个词，跟语境和串联/表述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你近年来思考文化研究与关键时刻问题。它们是如何联系的？
格：关键时刻和语境是文化研究的两大基本问题。所谓关键时刻是对社会构成的一种描述，是社会矛盾激化、集结、凝聚的时刻，是社会各种力量通过不同的实践（包括斗争和谈判妥协）来谋求暂时的力量均衡的时刻。关键时刻是比语境更大的概念。它可能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段，也可能很短暂，危机的规模或大或小。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必须在我们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加以坚持。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是：“我们从哪一个关键时刻转向另一个关键时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语境中把握新与旧、相似和差异、有机和随机的元素间的平衡？”
刘：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关键时刻是一个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常量———我们总是处在从一个危机转向新的危机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当然，每一个关键时刻本身又都是变量。
格：对。霍尔说，“文化研究需要从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向另一个关键时刻运动，同时借助不断发展、在观念上从来就不纯净的理论框架方能奏效。”我们目前的关键时刻（起码在美国），其标志是劳动的贬值，金融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弘扬，社会与企业责任向个人和家庭责任的转移。当代经济的话语构成，其特点是给市场和价格的理性选择以最优化地位，从而消除了社会对共同价值和公共物品的追求。在这个关键时刻，文化被彻底政治化、经济化了，反之亦然，经济和政治也被完全地文化化了。当代政治的标志是更加情绪化而非意识形态化。政治更加煽情，但文化表述跟政治和经济转型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文化成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日常生活，也就如同列菲伏尔所言，成为剩余的东西了，我们不再在文化领域里发现新的变革。所以我以为，传媒和大众文化在意识形态的构成、在社会主体（agency）的构成和社会认同方面，作用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传媒和大众文化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而这些方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正是我们需要去探究的。总之，我们正处于一个危机来临的关键时刻，文化的位置正在被重新串联/表述，被转移，文化的中心也迁移了。新兴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正在由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直接生成。与此同时，政治和经济领域与文化的关系已经无法分割，越来越成为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的新的社会构成。新的感觉结构日益围绕着情感形态（affect）来重构，而当代情感形态的三大元素是恐惧、羞辱、煽情（fear, humiliation, and sentimentality）。
刘：这是你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关键时刻的语境串联的深刻分析，具有异常丰富的内涵。就中国而言，当代中国已经与西方社会（或曰全球化、国际社会）形成了极为密切、难以分割的关系，所以认识和理解中国离不开对西方社会的总体走向或关键时刻的把握。这给我们提出了一种思考中国问题的思路。当然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和语境的串联/表述更直接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曾经经历过文化被政治化的历史时期即“文化大革命”，也有非政治化的时期，而后者跟经济化市场化的潮流几乎同步。这都是中国的关键时刻的各种关系的特殊串联/表述，是理解中国的总体语境的关键。但是对中国的理解同时又一定要在更大的全球语境和关键时刻来实现。当前传媒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旺发展，似乎一方面展现了中国现代性的阶段性特征，跟西方二次大战后的状况相似，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了政治、经济与传媒和大众文化之间越来越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跟当代西方的文化、政治、经济的重新串联/表述、重新迁移和整合，也有种种相似之处和密切关联。在中国，市场与价格、欲望与消费的话语日益主导着中国大众文化，中国同样面临着共同价值和公共物品的失缺。今天中国文化的蓬蓬勃勃发展，推出的情感形态（affect）和感觉结构在煽情这点上跟西方是一致的。但跟近年来饱受“恐怖主义”话语冲击的西方社会（尤其是英美社会）相比，在中国的情感形态元素中更多的是创新、创意和尽扫百年羞辱的自豪感，是大众与政治、商业联姻的新的煽情的话语串联/表述。
理论创新与文化重建
刘：目前左翼知识界太多的关注是批判、否定、解构、再批判。如你所言，理论创新和文化重建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重点目标？
格：马克思的方法是从问题开始，从问题的语境开始，最后的结论则是别的东西。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入手，马克思对阶级、商品、价值等概念进行重写，创造了全新的革命理论和概念。他的理论是发现的理论，是创新的理论。他做研究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而不是重复印证我们已知的东西。这正是文化研究应该做的事情。当然这是非常难做的。譬如经济。今天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无法对经济避而不谈。经济本来是一种文化的构成（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全部的生活方式）。但当代的经济学完全与文化割裂开来，把经济活动说成是纯粹的理性选择和数学运算。因此我们必须重建经济学，就像霍尔要重建社会学一样。但谈何容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有太多的解构了，然而解构只是开头的一半，后一半则是重构。我们现在太需要做重构的工作了。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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