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期的界定——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
黄卓越
2007-05-11 20:41:19
受访人：斯图亚特·霍尔
采访人：黄卓越
地 点：英国伦敦
时 间：2006年9月12日
背 景：霍尔（1932—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第一任主任助理，第二任主任，1968—1979年期间实际主持CCCS工作，伯明翰学派精神领袖。
黄卓越：目前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但由于中国的研究是后继性的，因此需要对文化研究的早期资源尤其是英国文化研究的资源、它们的资源逻辑等有一个系统的掌握。其中，目前我们比较关心的一点是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后期的界定问题，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个分期问题。霍尔教授的文章《两个范式》讲的等于是前两个分期（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第三个分期我们理解为是“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转向之后，也就是霍尔教授编著《新时代》之后，英国文化研究还有新的分期的吗？
霍尔：应该说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分期，只是各种影响相互交织。我认为，在葛兰西之后最重要的变化，首先是福柯；第二是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对其有大量的引入；然后还有后结构主义，比如德里达等，这些人大多都是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后来又转向后结构主义的。这包括一些我不太了解的人物，而年轻一些的文化研究学者对他们的阅读比较多，比如对德勒兹的接受，现在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对他比较感兴趣。但我认为，在此之后影响最大的还是后殖民主义，比如萨义德。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所有的后殖民主义研究，都成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走向，我们可以理解这是由于全球化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所造成的，它使文化研究也成了全球性的一种运动。由于文化研究对后殖民主义的输入，现在许多人对世界的文化权力非常感兴趣，许多过去做文化研究的人现在转向了后殖民研究或全球化问题研究。
黄卓越：我到英国之后，看到伦敦是一个由众多移民组成的城市，白人之外的有色人种占的比重非常大。这使我想起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您在《监控危机》里面反映的当年一起发生在伯明翰地区的三个黑人青年抢劫和杀害一个老人的事件；第二件是上个月发生的，巴基斯坦青年想炸毁英国飞往美国的飞机的事情。这两个事件相隔时间很长，但都是移居英国的有色人种参与的，因为时代和意义都发生了大的变化，这两件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但变化中也有内在关联，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文化研究对这种变化应当做什么样的反应？对前一个事件，CCCS中心在当年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有力的反应，但对后一个事件，文化研究似乎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理论阐述，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后来发生的“事件”，也就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我们应当怎样对之做出反应？
霍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监控危机》是对第二代移民问题的反应，讨论其上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融合的问题。当第二代移民被更大程度地接受以后，种族问题似乎已经结束了，因此这就成就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时期，人们乐观地认为，在这个时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和谐共处，就像葛兰西所说的这是“相异因素的结合（different conjunction）”。全球化使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机会大大增加，第三世界的人们也通过一些途径到其他国家去。西方国家对贫穷地区人们的吸引力使一些人卖掉家产到达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这都是“多元文化”问题所带来的变化，但这些转变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我恐怕得说文化研究对文化的看法与“多元文化”对文化的看法并不一致。因为当时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对多样性（即多元文化）的可能性持更悲观而不是更乐观的态度，这并不是说我不再相信文化多样性。对全球化的接受使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能够持续下去，因为已经没有孤立的文化，人们必须要进行贸易、通过互联网传播信息、进行资本移动，你不可能再孤立下去，不可能再像一百多年前的日本或中国那样试图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多元文化的问题就是人们是否能找到恰当的方式，使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人和平共处，但这仍然是一个远未解决的历史问题。我曾经觉得这个多元文化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是容易改变的，实际上这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部分原因是西方自己的失败造成的，西方削弱（undermine）了世俗政权的民族主义,他们允许中东政权的一些人极度富有，可生活在中东地区的穷人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却找不到工作。这也开始了他们对西方的憎恨，这种憎恨越来越严重，以至到现在，和宗教问题联系起来了。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结合点”（conjuncture），我不知道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此是否有过严肃的分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对之做出反应。“9·11事件”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使过去一些信奉多元文化主义的人现在说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死了。他们认为，少数民族要么接受英国人的同化，要么就被遣送回家。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个思潮，现在已经不再受人们欢迎，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情况确实不同了。我们知道文化研究是一种完全世俗化的世界观的产物，宗教对它来说一直很难理解。
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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