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日历史认识的对话
归泳涛
2007-04-18 15:38:34
《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4期
2006年12月，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会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一共同研究是在两国政府的倡导下启动的，它鲜明地体现了中日两国政府决定坦诚相待、通过对话共同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政治意愿。而在学术界，一个由日本学者和旅居美、日的中国学者组成的中日历史研究会也已于数年前成立，他们经过几年的研究和讨论，于2006年以中文和日文同时出版了研究成果——《超越国界的历史认识》一书，该书细致地梳理了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一系列分歧，并探讨了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在教育界，中、日、韩三国的专家也经过艰苦的工作，于2005年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同时推出了他们共同编写的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从而开启了共同编写东亚历史教科书的先河。可见，在政府的、学术的以及教育的层面上，中日两国都已经意识到了共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并开始诉诸实际的行动。不过，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消除误解、达成共识，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具备宽阔的胸襟、扎实的知识和平和的心态，而相互了解对方历史认识的背景则是开展对话的前提。
一
翻阅日本的中学教科书，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教科书在叙述历史时的一个特点，是偏重于罗列具体的史实，很少提供解释历史的理论框架，更少对历史作价值观上的评判。这一点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在外界看来似乎是“善恶不分”的教科书编写风格，是在战后日本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形成的。
日本国内围绕历史教科书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持保守立场的日本文部省就试图通过教科书审定制度，把侵略战争的史实和“侵略”的字眼从教科书中删去。从那时起，进步的学者、教师和市民就一直同文部省进行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1963年，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把自己编写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提交日本文部省，却被要求修改或删除书中批评侵略战争的用词，家永拒绝修改，他的教科书因而被审定为不合格。家永三郎由此提出违宪诉讼，这场以日本国家为被告的诉讼持续了三十二年，到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才判定文部省的审定为违法。[1]进步的一方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这场斗争的旷日持久却反映出战后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从根本上说，这种分歧源于政治上的分裂，即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阵营与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阵营的长期对峙。这一对峙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其间历史认识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斗争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与保守的政府之间展开的。在这种分裂对峙的政治气氛下，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受到种种压力，他们为了使教科书顺利通过审定并出版，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回避价值判断的方法。尽管由于日本国内外人士的不懈努力，大部分教科书都写入了南京大屠杀等侵略史实，但它们仍然是作为单个的事件记述的，教科书对这些历史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少有分析，对相应的战争责任也语焉不详。[2]出版者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为了避免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但其结果却也造成了人们历史认识上的模糊，给宣扬右翼史观的人以可乘之机。
教科书回避历史评价，不等于说在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中就不存在价值判断。事实上，教科书只是人们历史认识的来源之一，相比而言，以文学形式表现的历史凭借其生动的形式，往往能比教科书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司马史观”的影响。司马辽太郎是战后日本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他从1956年到1988年一共出版了57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日本所有著名的文学奖，成为最受日本人喜爱的“国民作家”。他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其对明治维新及明治人物的高度颂扬。在他笔下的明治人，都有着开朗豁达、勇敢向上、率真执着的性格，都深爱着自己的民族并愿为其献身，这样的人物塑造恰好契合了当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背景，把因战败而久违的民族自信注入了普通日本人的心田。司马的历史小说在日本家喻户晓，还不断地被搬上电视荧屏。他虽然在1996年就已逝世，但他录制的访谈节目至今仍在日本官方的NHK电视台上反复播放。他的作品也不断再版，深受读者的青睐，到2005年底总销售册数已超过2亿。
可以说，普通日本人的历史观更多的是来自于司马辽太郎的小说，而不是历史教科书。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辽太郎对明治时期的肯定是以对大正、昭和时期的批判为前提的，所以，他总的来说是站在反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立场上的。但是，在其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坂上的云》一书中，他对明治时期日本从事的两场对外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作了正面的评价，这就引起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究竟日本近代的对外扩张是始于明治时期呢，还是到日俄战争以后才走上了侵略道路的呢？这个问题涉及到对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评价，至今在日本学术界也没有定论，而在普通民众中，很多人仅仅因为喜爱司马辽太郎的小说而不自觉地接受了他的历史观点。
影响人们历史认识的，除了教科书和大众文学之外，自然还有学术界的历史研究。普通人也许不会去关注历史故事背后的那些学术理论和思想，但实际上，任何教科书或者大众文学中的历史都需要某种理论来支撑其叙述的框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透露出某种历史思想。在战后日本，进步的历史学家们一直把批判、反思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史作为自己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他们或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基，或者以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为向导，指出日本近代化的“扭曲性”是导致战前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像丸山真男、大冢久雄等战后日本学界的领军人物，都对日本的战前体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剖和反省，并由此主张战后日本应当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和“精神革命”。这一学术思潮曾长期主导日本的史学界，并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战后历史学”，其特点是，以普世性的、科学的宏观理论取代战前特殊性的、神学的官方历史，并将矛头直接指向现实政治中的保守政权。这股史学思潮还与战后日本人民反对片面媾和、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反对越南战争等一次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和平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展成一股影响远远超出史学界的社会思潮。也正由于此，从战后直到今天，和平民主的思想在日本民众当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对侵略战争的反思也成为日本社会的基本共识。
日本“战后历史学”的强大生命力来源于其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批判，然而，也正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变化，这一史学思潮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魅力。上世纪60年代，日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短短十年就跃居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社会随之步入大众消费时代，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保守政权和日美同盟虽然仍受到进步力量的批判，但逐渐为一般民众所接受，进入了长期化、固定化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否定战前日本、要求从零开始改革日本社会的主张不再具有现实有效性。[3]与之相对，一股重新肯定日本近代史的思潮走上历史的前台。这股新的历史思潮又与从美国输入的“现代化理论”相结合，在学术界、舆论界引发了一场重新评价近代日本的大论争。而保守的日本政府又借1968年“明治维新百年纪念”之机，极力抬高明治维新的历史地位。其结果是，肯定近代日本积极的一面，从而将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原因追溯到近代时期的“现代化史观”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可，“黑暗的”、“反动的”近代由此变成了“光明的”、“进步的”近代。[4]上文提到的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也正是以这一史学理论为思想根基的。
二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时代，反思现代社会阴暗面的思潮开始兴起，“现代化史观”也因此风光难再。然而，从肯定日本近代史这一点看，“现代化史观”的影响并未减退。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继续增长，甚至一度显出超越美国之势，这就更让一般民众感到，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民族理想———赶超欧美———终于实现了，从而对日本近代化的历史充满了自豪。那段战争的悲剧即使再被提起，也至多被当作是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一段小小的弯路而已。这种对日本近代史的褒扬即便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也没有改变，因为在这个因经济停滞而丧失自信心的年代里，明治时代的“英雄”们仍然可以给人们带来些许安慰和希冀，时至今日，他们依然是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出场频率颇高的一群人。
肯定近代日本积极的一面，这本来无可厚非。然而，潜藏在日本社会思潮中的一股暗流却利用这一点兴风作浪，这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史观”以及随后粉墨登场的《新历史教科书》。对这股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种种荒谬论点，这里已无须赘述。它无非是把司马辽太郎对明治时期的颂扬任意扩大到整个近代乃至古代，从而重弹“大东亚战争”的老调，内容上与战前和战中时期的“皇国史观”如出一辙。这股浊流之所以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浮出水面，主要是因为冷战结束使得长期主导日本政治话语的“左”与“右”的对峙失去了意义，一时间，哪一方的善恶标准都难以提供有效的答案；而自民党虽然在短暂的政治动荡后重新夺回了政权，但面对彷徨中的日本社会，既无理念，又无对策，只能利用上述思潮鼓动民族主义的情绪，掩饰其实际政策的空洞无力。[5]
从表面上看，近年来日本国内的教科书论争似乎仍然如战后几十年间一样，是在“左”与“右”的对峙中展开的。与那本《新历史教科书》一同摆在书店显眼位置的，还有很多左翼学者批判这一教科书的书籍，如小森阳一等人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何在》和永原庆二的《怎样编写历史教科书》等。[6]但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在争论的后期，一般被认为属于保守派的国际关系学者五百旗头真，在杂志《论座》上发表了题为《读编撰会的〈新历史教科书〉：只用国家的存亡谈论历史的贫乏》一文，对《新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说明，在日本的保守阶层中也有不少人认识到，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可以说，日本国内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斗争，正在从过去的“左”、“右”对立，转变成“本国中心主义”与“国际合作主义”的对立。[7]
在当今日本的史学界，还存在另一股反对“新自由主义史观”和《新历史教科书》的力量，那就是所谓“地域史”的视角。上世纪80年代初，地域史研究开始在日本史学界崭露头角。所谓“地域”，起初主要指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后来也包括了跨越国界的地区性范畴；而所谓“地域史”，就是不再仅仅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叙述的主体，而是更加关注与国家疆域并不吻合的形形色色的地域行为体。这一史学思想超越了以往“一国史”的叙述模式，为人们走出民族主义史观的怪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以来，各国的历史叙述都以“国史”为核心，这有利于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在近代的国家间关系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一面异常突出，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力，国家甚至可以不惜诉诸武力。这样的逻辑如果推到极致，就变成只要是为了国家，发动战争也是正当的，而这也正是当前日本右翼史观的代表人物之一———小林善纪在其畅销漫画《战争论》中所竭力宣扬的。当然，“国史”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但仅仅凭借“国史”也无法阻止民族主义走上歧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史”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价值。不难想见，当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历史叙述的唯一主体的时候，那些附着于民族国家之上的逻辑也就不再是支配历史发展的唯一逻辑了。[8]虽然从学术上说，这样的历史观也存在缺陷，例如它可能过分强调一国内部的差异，而忽视文化同一性，[9]但这一历史观毕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的多重视角，因而也为我们呈现出未来的多种可能性。
三
以上谈及的这些历史观，虽然兴起于战后日本的不同年代，有着各自特定的社会背景，但相互之间并非前后更替、非此即彼的关系。由于日本国内至今没能形成历史认识上的共识，所以各种历史观的并存恐怕是一时难以改变的现实。对中国人来说，只有正确地把握这些不同历史观的来龙去脉，并从中国的角度作出恰当的回应，才能在中日历史认识的对话中真正消除误解、达成共识。
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分歧主要集中于近代史。究其原因，在于民族主义在中日两国的近代史中扮演了截然相反的角色。中国在近代是一个受压迫、受侵略的国家，所以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正义事业，而日本近代的民族主义则主要表现为侵略别国的极端行为。但正如上文所述，肯定日本近代积极的一面已成为很多日本人的共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否认日本的侵略行为，只是希望弄清楚本来已走上近代化“正道”的日本，是何时、因何原因误入“歧途”的，在他们看来，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并不是必然的。而从中国的角度看，日本的侵略显示出一贯性和计划性。[10]因为历史事实是，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每一步几乎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面对这样的分歧，我们一方面要向日本指出，在其“成功的”近代化背后，包含着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害；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否认侵略的一贯性等同于否认侵略行为本身，毕竟要让普通的日本人全盘否定自己的近代史，也是不现实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战后的几十年中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未停止过对近代日本天皇制与军国主义的批判，他们的反思真诚而深刻。面对当前右翼史观沉渣泛起，他们又再次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对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他们的犀利批判建立在自己的亲身体验之上，当这些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没有经历过战前体制的年轻一代恐怕很难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如此深刻的反思。不过，我们也不必感到悲观，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揭露了日本侵略史实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自从2005年6月首发后，第一版就在中国发行了11万册，在日本发行了7万册，在韩国发行了5万册，这样的发行量在同类书籍中已经相当可观。[11]这说明，只要三国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老一代人的反思是可以为年轻一代所传承的。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右翼的历史观在当前的日本仍颇有市场。鼓吹这种历史观的人宣称，当今日本正处在美国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夹缝中，而战后进步的知识分子对战前体制的批判使得很多日本国民“丧失”了爱国心，所以如果日本不重建自己的民族主义，就会在竞争中落败。不难看出，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把19世纪民族主义的逻辑搬到了21世纪，试图借此虚构出一个“险恶”的国际环境来。所以，这些人自我标榜的所谓“新”历史观实质上仅仅是近代“旧”历史观的翻版。
问题是，面对这种右翼的民族主义史观，中国人应该作出怎样的应对。我们当然可以像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样，站在受害民族的立场上，批判日本的非正义性。这样的态度在道义上无可厚非，但却未必有效。因为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拉回到19世纪的语境中，以便凸现民族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如果我们同样以民族主义的逻辑去还击，在对方看来很可能是正中下怀。这样一来，双方就在同一种逻辑内相互抨击，最终只能导致逻辑本身的强化，以及各自立场的激进化和极端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越是激烈地批判，日本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反而越是振振有词。更加危险的是，在我们的批判中也出现了过激的、极端的言行，从而把一些本来对中国没有恶感的日本人也推向了日本的右翼一边。
这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批判日本的右翼史观；而是说，我们应该站在新世纪的立场上，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去瓦解对方的谬论。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需要中日两国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上文提到的日本的“地域史”视角值得借鉴，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多重的、开放的历史认同。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日本“地域史”相似的研究视角也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被称为“区域社会史”。[12]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后现代的，表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倾向于以多元的区域认同瓦解单一的国家认同。在不少日本学者看来，“国史”仅仅是现代民族国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虚构出来的“神话”，民族国家成了一种需要被解构的“话语霸权”。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特别是国家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因此，在中国借用后现代的思想去质疑现代民族国家的正当性就脱离了现实。更何况从学术的角度讲，中国不管是作为一个政治疆域的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文化认同的概念，都有其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和同一性，后现代历史学批判民族国家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13]所以对中国学者来说，区域社会与民族国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探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14]如果不理解这样的差异，我们在与日本学者对话时就很可能产生误解。日本学者一听到中国学者阐述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观点，就指责中国学者是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中国学者一听到日本学者从区域、族群、宗教甚至东亚的视角叙述中国历史，就认为日本学者包藏着分裂中国的祸心或是企图重拾“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其实，双方在这里都走入了“以己度人”的误区。此外，我们也有必要强调，重视“地域的”历史，不等于否定“国家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提出超越“国史”的局限性，是为了避免民族主义的偏见，但这绝不意味着回避国家的责任。[15]
中日两国由于各自所处国内外环境的不同，对历史的认识存在差异，但这不等于说，两国之间无法形成共同的认识，或者没有必要进行共同研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相互隔绝只能带来误解甚至对抗，只有平等对话才能消除误解，构筑信赖的基础。中日两国的民众，特别是学者，都应该担负起历史对话的责任。这种“责任”至少包括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学术的责任，我们必须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不断地探究历史的真相，才能让科学的力量战胜无知、褊狭乃至别有用心的煽动。二是道德的责任，我们只有始终站在平等、公正的立场上，同情历史中的弱者和受害者，才能让学术研究朝着有益于社会的方向发展。三是政治责任，个人不能代表国家，但个人不可能外在于国家，国家的责任归根到底要由每一个国民来承担，所以我们必须正视并勇于承担国家的历史责任。[16]当今世界，跨国交往空前频繁，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19世纪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逻辑再也不能在21世纪重演。只有让民族的自觉与世界的视野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构筑起适合于21世纪的历史认识。
专题文章：
开启中日历史认识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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